不過，靜下來想一想，傅安覺得他們完全情有可原。現在的傅安在遊走於胡同的時候，就是成千上萬接踵而至的遊客之一。這個龐大的遊客群體對老北京人的生活所構成的打擾之大是外人難以想象的。在眾目睽睽之下，這些漸漸處於劣勢的老北京的窘困生活暴露在外。他們失去了體麵。街上越是燈紅酒綠，老北京人的失落感就越大。
2010年，北京市政府出資大規模進行危房改造，據說馬克所在的胡同裏的民房也享受了政府的恩澤。可是馬克的消息也隨之傳來。一個晦暗的下午，老三媳婦驚慌失措地給傅安打來電話，說馬克向他們追討四年前付給他們的賠償費。傅安在無奈、憤怒和無計可施之餘隻說了三個字：丫有病！
不久後，在一個留法中國藝術家舉辦的安徽民居攝影展上，傅安與馬克不期然相遇，馬克仍然麵色紅潤打著領結，興高采烈地走上來熱情寒暄。傅安並沒有問任何關於小院兒的事情，馬克自己卻主動提起老索，說老索似乎仍然無意與他和解。算來馬克此時已經在中國十五六年了。結了這麼一個冤家，怨誰呢？
幾年當中，北京仍然在迅速地改變麵貌，高樓越來越多。古建被破壞乃至拆除的消息不絕於耳。
傅安在巴黎居住過五年的時間，準確地說，是在巴黎北郊住的時間更長，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對巴黎的癡迷。他不喜歡旅行，因為他認為自己已經走得足夠遠了。所以，在旅居巴黎的五年中，幾乎每一個周末都是在巴黎市區遊蕩。用他的話說，他在那一段時間幾乎把自己的靈魂都浸泡在巴黎這個城市之中。在追溯巴黎的城市發展史的時候，他注意到巴黎和北京一樣也曾經有高大的城垣圍繞，巴黎的城牆直到十九世紀末葉也還未被拆除幹淨。但同時他也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巴黎城是一個沿著塞納河不斷由東向西移動的城市，而移動的原因卻是由於貴族富賈為了擺脫由於下層市民的不斷進駐而敗壞的城市衛生和麵貌。對巴黎的了解使傅安在將北京與其他國際大都市作比較時有了一個鮮活的參照。
北京古城從元代算起就是按照商周時期既已基本定局的帝京建製設計規劃，采用前朝後市的格局，七百年不變。前朝者，皇朝宮禁也；後市者，市井湊雜之地，之於北京則是以景山後街、北海迤北；以鍾鼓樓、什刹海為中心為“市。”鍾鼓樓往北一帶原本就是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之流的居住營生之所。與巴黎所不同的地方是京城格局限製了人口流動，所以世代居於一處乃是常態。但是畢竟時移世易，天下沒有恒久不變的事情。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終將對北京城市的格局造成劇烈的衝擊。北京古城保護的難題在於如何抵禦資本力量的衝擊。法國政府二戰後的城市重建中就很清楚地意識到現代經濟，尤其是二戰後房地產市場對巴黎古城造成的威脅。1963年，時任法國文化部長的馬爾羅倡議並通過立法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古城和古代建築遺跡的保護，史稱“馬爾羅法。”
北京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曾經免於戰火的古城牆被拆毀殆盡，大片古城街衢被推土機在瞬間夷為平地。我們還沒有商量好保護古城的對策時，一切已經太晚了。北京現有的區區幾片古城保護區仍然遭受著不斷侵蝕。北京的管理者也已經失去了對這座城市的尊重。在沒有任何民意的支持下，北京的宣武和崇文竟然被分別合並到東城和西城，而城區麵積相類似的巴黎仍然保留著二十個行政區分。老北京說毛澤東拆北京城牆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來自湖南山鄉，對北京沒有感情。現在北京遭遇的種種荼毒也不例外。馬克之流在這個時候進駐殘留不多的古城居民區給這個地方居民帶來的信息是極其強烈的。他們雖然世代居住於此，但大多不是業主，他們不可能承擔保護古城和古建的重任，但是他們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永遠也不可能成為這裏的主人。他們心中也期盼著早日住進廚廁浴俱全的樓房，但是他們如何甘心就這樣被掃地出門，他們是憤怒和無奈的一群。而馬克則完全想不到這一點。當老北京隨著歲月沉淪為社會最底層，最終不得不離開他們祖居之地時，這座城市的靈魂也被抽走了。
在資本巨鱷的覬覦下，老北京改造已經成為一個空洞的名詞不斷被當局作為城市開發，再造古城的政績謳歌著。解放初期，梁思成等有識之士甘冒政治風險籲請當局保護古城，而今連他老人家的舊居也已蕩然無存。
其實，這些事情是傅安不願意深想的。世界的進化非一日，未來的變遷無窮盡。世界本來就是一片混沌蠻荒，人類再壞也至多是把屬於上帝的再還給上帝。
2012年2月4日星期六結稿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