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令人敬佩的作家是幸運的，能夠令人敬佩而又令人可以親近的作家則足以擁有雙倍的自豪。冰心先生不僅以她的智慧、才情，她對人類的愛心和她不曾遲鈍、不曾倦怠的筆，贏得了一代又一代讀者，她身上散發出的那種無以言說的母性的光輝和人格力量，更給許多年輕人以他人無法替代的感染。在九十年代人與人之間的稱謂愈發地講究、愈發地花哨的時候，我特別想把冰心先生稱做冰心姥姥。
十月五日是冰心先生九十二歲生日，秋天的好時光，到處有成熟的發香的果實。什麼時候我再到北京去呢？也許我不能在您的生日那天去看您，也許看見您我仍然不會說太多的話，但隻要我再次見到您，肯定會說一聲：“冰心姥姥您好！”
大山在我心中
賈大山是河北省在新時期第一位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作家。一九八○年他獲獎之後去北京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學習期間，正在文壇惹人注目。那時還聽說日本有個“二賈研究會”，專門研究賈平凹和賈大山的創作。消息是否準確我不曾核實，但已足見賈大山當時的熱鬧景象。當時我正在一家地區級的文學雜誌任小說編輯，曾專程赴正定向賈大山約稿，這樣，我認識了賈大山。我記得那時他是正定縣文化館的創作員。
不久大山便做了縣文化局長，以後又任縣政協副主席。他當局長當得內行、自如，當主席當得莊重、稱職。他依然寫小說，對自己的小說篇篇皆能背誦。他的目光所到之處是他所熟悉的底層民眾靈魂的底層，他的故事構成了一個賈大山造就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有樂觀的辛酸，優美的醜陋，詭譎的幽默，愚鈍的聰慧，冥頑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溫馨。他依然重友情，不重視刊物的大小。他寫得不多，且一律是短篇小說，生前沒有出版過一本小說集，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已不能說是當紅作家。但他卻不斷被外省文友們打聽詢問。在“各領風騷數十天”的當今文壇，這種不斷地被打聽已經證明了賈大山作品留給人的印象之深。他一直住在正定城內，一生隻去過北京、保定、石家莊、太原。一九九三年到北戴河開會才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見了海。北戴河之後的兩年裏，我沒有再見賈大山。
一九九五年秋天，得知大山生了重病，我去正定看他。路上想著，大山不會有太重的病，他給我的印象，正如我在對他的《印象記》中所寫：“麵若重棗，嘴闊眉黑”，留著整齊的寸頭，已近五十歲的年齡還能很帥地踢腿(可將腳尖舉至鼻梁)。他家庭幸福，生活規律，深居簡出，善以待人，他這樣的人何以會生重病？當我在這個秋天見到他時，他已是食道癌(前期)手術後的大山了。他形容憔悴，白發很長，蜷縮在床上，聲音喑啞且不停地咳嗽。疾病改變了他的形象，他這時的樣子會使任何一個熟識從前的他的人難過。隻有他的眼睛依然如故，那是一雙能洞察世事的眼：狹長的，明亮的，似是一種有重量的光在眼中流動，這便是人們形容的那種“犀利”吧。正是這雙閃著超常光亮的眼使賈大山不同於一般的重病者，它鼓舞大山自己，也讓他的朋友們看到一些希望。那天我的不期而至使大山感到高興，他盡可能顯得輕快地從床上坐起來跟我說話，並掀開夾被讓我看他那驟然消痩的小腿——“跟狗腿一樣啊”，他說，他到這時也沒忘幽默。我說了些鼓勵他安心養病的話，他也流露了許多對健康的渴望。看得出這種渴望非常強烈，致使我覺得自己的勸慰是如此蒼白，因為我沒有像大山這樣痛苦地病過，我其實不知道什麼叫健康。
一九九六年夏天，蔣子龍應邀來石家莊參加一個作品討論會，當我問及他想看望哪些朋友時，蔣子龍希望我能陪他去看賈大山，他們是中國作協文講所的同學。是個雨天，我又一次來到正定。蔣子龍的到來使大山顯得興奮，他們聊文講所的同學，也聊文壇近事。我從旁觀察賈大山，感覺他形容依然憔悴，身體更加瘦弱。但我卻真心實意地說著假話，說著看上去他比上次好得多。病人是需要鼓勵的，這一日，大山不僅下床踱步，竟然還唱了一段京劇給蔣子龍。他強打著精神談笑風生，他說到對自己所在單位縣政協的種種滿意——我用多貴的藥人家也不吝惜，什麼時候要上醫院，一個電話打過去，小車就開到樓門口來等。他很知足，言語中又暗暗透著過意不去。他不忍耽誤我們的時間，似又怕我們立刻離去。他說你們一來我就能忘記一會兒肚子疼；你們一走，這肚子就疼起來沒完了。如果那時癌細胞已經在他體內擴散，我們該能猜出他要用多大毅力才能忍住那難以言表的疼痛。我們告辭時他堅持下樓送我們。他顯然力不從心，卻又分明靠了不容置疑的信念使步態得以輕捷。他仿佛以此告訴人們，放心吧，我能熬過去。
賈大山是自尊的，我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當著外人他一直保持著應有的尊嚴和分寸。小梅嫂子(大山夫人)告訴我，隻有背著人，他才會為自己這遲遲不好的病體焦急萬分地打自己的耳光，也擂床。
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農曆臘月二十六)，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賈大山。經過石家莊和北京兩所醫院的確診，癌細胞已擴散至大山的肝髒、胰髒和腹腔。大山躺在縣醫院的病床上，像每次一樣，見到我們立即掙紮著從床上坐起來。這時的大山已瘦得不成樣子，他的病態使我失去了再勸他安心養病的勇氣。以大山審時度勢的聰慧，對自己的一切他似亦明白。於是我們不再說病，隻不著邊際地說世態和人情。有兩件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件是大山講起某位他認識的官員晚上出去打麻將，說是兩裏地的路程也要乘小車去。打一整夜，就讓司機在門口等一整夜。大山說：“你就是騎著個驢去打麻將，也得喂驢吃幾口草吧，何況司機是個人呢！”說這話時他伸出食指和中指指著一個什麼地方，義憤非常。我未曾想到，一個病到如此的人，還能對一件與他無關的事如此認真。可誰又敢說這事真的與他無關呢？作為作家的賈大山，正是這種充滿著正義感和人性尊嚴的情感不斷成就著他的創作。他的疾惡如仇和清正廉潔，在生他養他的正定城有口皆碑。我不禁想起幾年前那個健康、幽默、出口成章的賈大山，他曾經告訴我們，有一回，大約在他當縣文化局長的時候，局裏的話務員接到電話通知他去開一個會，還問他開那麼多會真有用的有多少，有些會就是花國家的錢吃吃喝喝。賈大山回答說這叫“酒肉穿腸過，工農留心中”。他是在告誡自己酒肉穿腸過的時候別忘了心中留住百姓呢，還是譏諷自己酒肉穿腸過的時候百姓怎還會在心中留呢？也許告誡、譏諷兼而有之，不經意間透著沉重，正好比他的有些小說。
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與大山的最後一次見麵，還聽他講起另一件事：幾個陌生的中學生曾經在病房門口探望他。他說他們本是來醫院看同學的，他們的同學做了闌尾炎手術，住在賈大山隔壁。那住院的同學問他們，你們知道我隔壁住著誰嗎？住著作家賈大山。幾個同學都在語文課本上讀過賈大山的小說，就問我們能不能去看看他。這同學說他病得重，你們別打擾，就站在門口，從門上的小窗戶往裏看看吧。於是幾個同學輪流湊到賈大山病房門前，隔著玻璃看望了他。這使大山心情很不平靜，當他講述這件事時，他的嗓音忽然不再喑啞，他的語氣十分柔和。他不掩飾他的自豪和對此事的在意，他說：“幾個陌生的中學生能想到來看看我，這說明我的作品對人們還是有意義的，你說是不是？”他的這種自豪和在意使我忽然覺得，自一九九五年他生病以來，雖有遠近不少同好親友前來看望，但似乎沒有誰能抵得上幾個陌生的中學生那一次短暫的隔窗相望。寂寞多年的賈大山，仿佛隻有從這幾個陌生的孩子身上，才真信了他確有讀者，他的作品的確沒被遺忘。
正月十四大山離開了我們，他同疾病抗爭到最後一刻。小梅嫂子說，他正是在最絕望的時候生出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的希望，他甚至決心在春節過後再去北京治病。他的渴望其實不多，我想那該是倚仗健康的身體，用明淨的心，寫好的東西。然而他已不再有這樣的可能。但是觀其一生，他其實一貫是這樣做的。他這種難能可貴的“一貫”，使他留給文壇、留給讀者的就不僅是獨具價值的小說，還有他那令人欽佩的品性：善意的，自尊的，謹慎的，正直的。他曾在一篇小說中借著主人公、一個鞋店掌櫃的嘴說過：“人也有字號，不能倒了字號。”文章至此，我想說，大山的作品不倒，他人品的字號也不倒。大山理應安息。
在人心浮躁的二十世紀之末，我深深懷念這位如同兄長的文壇同行。
心靈的黑白故事——遠看卜維勤先生和他的版畫
乙巳年春節，我寫了一篇名叫《雲晴龍去遠》的散文，文中稱道了一張該年的賀年卡，表述了這卡上的蛇那出其不意的造型帶給我的喜悅。但我尚不知這卡的設計者是誰。
兩年之後，春天的一個早晨，有位先生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們全家都喜歡我那篇談“蛇卡”的文章，說那“蛇卡”的設計者便是他的女兒卜樺。還說他現在因事來到了我們這座城市，很希望和我見麵。
打電話的先生便是卜維勤。確切地說，是卜樺的“蛇卡”和我稱道卜樺的文章，使我和卜維勤先生有了初次的交流。
第二天卜維勤來到我家。卜先生是位動作敏捷的高個子先生，橢圓臉，戴一副模糊了眼睛的眼鏡，這使他的臉上常常浮現出一種對四周事物視而不見的表情，然而四周的一切又實在沒能逃過他的眼。他進得門來直呼著我的小名，不需人讓，自如地這裏坐坐、那裏坐坐，高聲地評價著我家的布局，用了許多“質樸”“優雅”之類的形容詞，同時不經心似的也談著我的一些小說和他的創作。他行動和語言頻率之快是遠遠超過了常人的，他這種讓人措手不及的非凡熱情和“拿著自己不當外人”的自信自如“風範”，令人既感到陌生又感到無法將他看做生人。很快我的思路便隨著他那帶有鼓動性的情緒和言語而馳騁了。這時我已知道他是版畫家，中央工藝美院教授，年齡已近六十。
這一代人實屬我們的父輩了，有人稱中國的他們是備受時代折磨的一代。這或許是指他們生自我們民族最黑暗的年代，童年和少年又不斷曆經國家的戰亂和動蕩。當他們衷心歡呼新中國帶給了他們美好的生活和希望，並開始為一個新的時代而獻身時，十年“文革”又開始了。但我仍然要說，卜先生在這一代人中畢竟有常人所不及的幸運之處。他的第一個幸運是在東北家鄉參軍不久，竟又有機會考上哈爾濱外語學院。他說學外語是靠了一位好心首長的激勵，因為當他還沒有徹底弄明白學外語對他後來的一切有著怎樣重要的關係，一心隻留戀部隊那個單純、愉快的集體時，那首長卻給了他一個耳光，一邊罵著他“沒出息”，一邊把他“趕”出了部隊。卜先生告訴我說他一輩子都感激那個耳光，一輩子都想念那位首長。他的第二個幸運是外語學院畢業後便被分配到北京中央對外文委那個人人向往的地方，成了一名年輕的俄語翻譯。在這個位置上他接觸了代表著那個時代智慧最高層次的來華訪問的作家、藝術家：愛倫堡、聶魯達、烏蘭諾娃、麥綏萊勒、李特維年柯、施馬裏諾夫、維拉·薩波……年輕的卜維勤都曾與他們在中國境內一同旅行並傾聽他們談論藝術和人生。這在當時尚嫌閉塞的中國，是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卜維勤因此在中國藝術界也小有了名氣。邵宇先生有篇文字曾言及一件趣事，說在一次美術展覽會上，幾位畫界前輩見卜維勤進了展廳，便急忙站起來迎上前去，以為又是哪位外國藝術家來了，結果來看畫的隻是卜維勤自己。大家笑起來。我的一位畫家鄰居對我說：“卜維勤，那是和馬克西莫夫一起出現在中央美院的呀。”蘇聯油畫家馬克西莫夫在華期間，卜先生便是馬克西莫夫的翻譯。
在我們的社會裏，的確生活著一些因認識名人而出了名的人，這種熟識名人的“名人”，在某種意義上或許可以比名人本身生活得更加愜意。以凡俗的眼光著當年的卜維勤，他已屬於這種“更愜意”的人。在他的現實裏已是鮮花、美酒、宴會、旅行、與國家領導人的見麵合影，當然還有不可少的漂亮女孩子做著的點綴。我曾經見過一張周恩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北京飯店與一群外國青年演員的合影，那時的卜維勤作為這個演出團體的中方領隊站在其中，他身穿筆挺的中山服，留著比當時的青年更具時尚的發式，春風滿麵地在總理身旁笑著。賓主麵前雖然隻是一張鋪了白台布的圓桌，桌上雖然隻有兩包中華煙，一瓶紅葡萄酒，還有幾瓶早不為今日青年所光顧的汽水，但這一切又意味著這氛圍、場合的非同小可。以此為起點，卜維勤也許能由翻譯和領隊之路一躍成為年輕外交官的，然而卜維勤卻出人意料地走出了眼前的熱鬧、眼前的五彩繽紛，闖進了一個寂寥的黑白世界。是什麼使他一意孤行地放棄了優越於常人的前程，卻轉向版畫藝術這前景未卜的旅途呢？顯然，是藝術本身。是藝術本身使這個年輕翻譯不能平靜了，更確切地說，是卜維勤對藝術敏感的過人資質，令他自己不能平靜了。而這一切又實在和卜維勤陪同的那些藝術大師分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