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中、西部生態效率比較
從因子綜合得分情況看，三大經濟帶內部省際情況較為相似，得分情況相對集中在某一個分值段，而帶際差異很大。從可以看出，除個別省份外，整體東部生態效率得分範圍遠大於中、西部，平均水平更為突出，東部0.77，與中部-0.24相差1.01，與西部-0.57相差1.32。東、中、西部三大經濟帶經濟生態效率分析
源自：王波、方春紅，2009.6） 結論與建議
生態效率是衡量經濟發展與資源消耗、環境保護協調程度的綜合性指標（郭莉等， 2006），我國生態效率較高的省市主要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蘇、山東、廣東等東部沿海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省、市。東、中、西部梯度省際差異較大，主要表現在節能減排、水資源利用、基礎經濟三個特征因子方麵，其中節能減排因子表現較為突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生態效率的高低，說明我國各區域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加大節能減排力度，從源頭上控製汙染，協調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實現資源環境生態安全。
東、中、西部三大經濟帶生態效率呈遞減趨勢，這主要與技術研究投入，經濟生活水平造成的需求結構，各地區產業結構及國家政策導向有很大關係。如東部地區有較好的科研教育機構，有豐富的人力資源，有更高層次的需求結構，有優化的產業結構及有效的政策體係。為了縮小東、中、西部的生態效率差異，中、西部應該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第三產業比重，調整工農業比重，在工業中降低過於依賴資源投入的製造業比重，提高科技含量較高的深加工比重（楊永華等，2007）。調整產業結構對於節能減排將起源頭控製的效果，是協調經濟增長與環保的重要措施。其次，應加大科研和技術服務力度，政府應從國家層麵上全盤考慮，建立生態效率改善基金，對資金相對不足的省、市、自治區給予扶助投入，以保證中、西部節能減排工程項目的建設實施。中、西部自身也應加強與東部的科技合作，多層次開展循環經濟推廣工作。
25.2.2社會公平與生態公平
1） 公平與效率之爭
我國社會保障的發展曆程，因先後受到“一大二公”的平均主義和“經濟中心”思想下“效率優先論”的影響，始終不能明確社會保障中公平與效率的地位。計劃經濟時代，農村的社會保障內容是以集體為單位開展的合作醫療，保障麵窄，保障水平低。而城市所有正規就業者都能享受低工資、高福利待遇，形成了人群間的不公平和人群內的“公平”。改革開放後，經濟建設成了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經濟效益最大化就成了社保製度的核心標準，而忽略了其公平價值的追求。但是，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社會差距日益擴大，社會出現不和諧問題。近年來，人們開始反思“經濟發展壓倒一切”導向下產生的種種社會問題。開始重新審視社保製度所體現的公平價值觀（申曙光等，2010）。
在價值取向方麵，改革開放後，基於對計劃經濟時代的反思和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爭取發展機遇，效率優先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加上國家經濟政策的重大調整，中國經濟保持了30年的高速穩定增長。在這種宏觀背景下，社會保障的價值取向也深受影響，福利的公平分配不再被否定，而是認為隻能在效率優先的前提下兼顧。曾經被當做優越性的“社會主義不能餓死人”的口號成為貶義詞，“社會保障不是免費午餐”一度成為時代的流行話語，整個改革進程出現了一種矯枉過正的效率取向。
在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當城鎮工人遭遇下崗、失業需要幫助和數以千萬計的退休者等著領取自己的養老金時，在鄉村貧困問題依然存在而城市又出現新的貧困現象時，國家不可能置此於不顧。因此，從1998年中央政府強力推進“兩個確保，三條保障線”開始，社會保障開始逐漸恢複社會公平的價值追求，製度建設中日益明顯地體現出公平取向（鄭功成，2009）。
2） 收入不公的三大原因
周業安（2010）提出當大家都在讚美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時候，是否注意到，我們的經濟發展仍有很多不公平現象？
解決收入不公平問題，首先需要搞清楚這種不公平的來源，大致可分以下三類：
因政府管製本身帶來的不公平
一是城鄉收入差距，2008年城鎮與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3.3倍；二是行業收入差距，2000年是2.6倍，2008年達到4.77倍。
因權利不平等而產生的收入不平等
政府管製實際上帶來權利的不平等，一些城市限定了農民工的就業範圍，也就讓農民工難以獲得掙更多收入的機會，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即使讓農民工和城市居民公平競爭，其背後也仍然是不公平的。因為城市居民擁有更好的受教育的權利，而要解決教育的不公平問題，應采取差別工資製度，允許農村和小城鎮的教師享有更高的工資和福利，這樣才能吸引優秀人才投身其中。
因財產不平等而產生的收入不平等
現在收入不平等會導致富裕的家庭積累起大量的資產。而現在處於財富頂端的家庭，其財富水平會增加很快，財富存量的不平等會自動加劇以後的收入不平等。另外，這些家庭的後代擁有巨額財富，就擁有更多的教育和發展機會，結果通過代際傳承，不平等會滾雪球般越滾越大。
因此，采取恰當的公共政策，來弱化這種財產不平等實在很急迫了。這些政策包括加大財產稅征收力度，並把財產稅發展成地方政府的主體稅種，這樣還可改變地方政府依賴土地收入、片麵發展房地產的混亂局麵。
3） 分配正義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要任務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製度，實行公平正義的分配製度已經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主要任務。
我國目前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個層麵上都存在製約分配公平性的製度缺陷，初次分配不光是造成收入差距現狀的決定性因素；再分配製度缺陷則助長了不公平分配的程度，並且表現出局部弱化甚至反向作用的態勢。
從分配行為本身的構成看，分配正義蘊含著分配尺度的經濟合理性、分配程序的社會正當性、與分配結果目的性相統一的理性訴求。據此，我國的分配正義應認真思考以下幾個問題：
首要的問題是在現代社會思考分配正義問題，無法回避公共財政的正義性，這牽涉到政府職能轉換以及公務開支透明化問題。
社會公正不僅僅為了在經濟建設中促進生產力發展，而是要在社會建設中實現人的公平與正義的平等權利，特別是弱勢群體的權利。與此相關，在中國實現分配公正所必需的程序正義與機會公平，還需超越封建等級觀念和“官本位”意識，以達到“共建共享”的和諧成果。
切實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政策並存的分配製度，特別要改變當前存在的勞動與資本等生產要素在分配過程中所占據的不合理比例關係。
從目前我國初次分配所存在的問題來看，隨意擴大資本等生產要素在分配中的份額和比重，漠視勞動力產權的存在，已成為破壞勞動力價值補償和增值統一，勞力所有權和人力資本所有權統一，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統一的主要障礙。
阿瑪蒂亞?森所強調的政府通過公告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諸如提供必要的基礎教育、各種培訓、必要的衛生保障，改善那些處於弱勢群體的初始競爭能力，使初次分配更公正和有效率。
我國稅收與勞動在社會再分配中所形成的不合理狀況亟須改善。在規範收入分配的秩序方麵，需要對現行稅收政策和製度作進一步的完善和改革，通過稅收製度調節達到進一步維護低收入階層利益，保障中等收入階層利益，節製高收入階層利益的作用（程偉禮，2010）。
4） 我國收入分配的貧富差距
基本特征（胡聯合等，2005）
① 個人收入貧富差距拉大
2000年以來，按國際通用的基尼係數的測量方法，我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基尼係數在0.46～0.47之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中等水平程度（0.3～0.4），進入連續多年收入差距嚴重的國家行列。
② 城鄉差距
我國長期以來的二元結構體製，導致城鄉差距十分突出。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均純收入之比，相對差距從1978年的2.57倍擴大到2003年的3.23倍，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享受的各種福利，目前我國城鄉居民實際收入比例已高達6∶1，居世界第一位。
③ 地區差距仍在擴大
以200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北京與最低的山西、河南進行比較：1997年上海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為8438元，是最低的山西可支配收入為4989元的1.69 倍，2000年這一比率上升為2.5倍。如果以人均GDP的地區差異看，我國東、中、西部人均GDP相對級差係數從1978年的0.2～0.3之間擴大到2002年的1.4～1.5之間，三個地區居民收入的差距拉大得相當明顯，有繼續發展的趨勢。
後果和解決方法
我國目前犯罪率有上升趨勢，這是由於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導致一些人在擺脫貧困時選擇了蔑視正常秩序的極端行為，破壞了社會安定。所以說，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平等與社會的不穩定是相互聯係的。
解決的方法如下：
① 加大向上流動的機會
社會學研究證明，向上流動是社會穩定的“安全閥”，它可以提升人們的社會地位，使人們的生活水平有較大提高，就可以抵消由於差距拉大而產生的不滿情緒。所以我國應在製度建設上，調整收入的不平等，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緩解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② 對我國當前弱勢群體的關注
2002年朱鎔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弱勢群體”一詞。這意味著中國政府開始正視並麵對弱勢群體的問題。
“弱勢群體”概念是分析現代社會的經濟利益分配和社會權利分配的不平等，以及社會結構不協調，不合理的概念。它是社會學、政治學、社會政策研究領域的一個核心概念。
我國學者孫立平認為“弱勢”至少有三層含義：第一，他們的現實生活是處在很不利的狀況中，就是其物質生活的貧困狀態；第二，這個群體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弱勢地位的原因多樣，如社會的製度安排，個人身體、智力、性別、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第三，在社會的政治層麵上，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表現在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處於弱勢地位。
我國在1978年以前，弱勢群體主要指老弱病殘人口，而當前由於情況變化，並且使用標準不同，其群體構成和人數差異很大。大體包括:
貧困的農民。由於政府對農村公共投入少，又因20世紀90年代以來糧食等農副產品價格持續下降，農民實際收入下降，依靠以種植業為生的農民成為弱勢群體。他們生存需求的問題並沒有得到全麵解決，尤其在健康和醫療方麵。
進入城市的農民工。他們是經濟和社會雙重因素造就的低層群體。從1978年至2000年間，大約有1.3億人，後來每年新增不少於800萬人。他們的作用很大，但卻以一種不平等的身份進入城市。而在工作中，他們的基本權利經常得不到應有保障。工作環境差，時間長，待遇低，沒有基本社會保障和權利，工資經常被拖欠。
城市中以下崗失業者為主體的貧困階層。近年來，我國失業下崗問題日益嚴重，城鎮人口失業率從2003年的10.99%上升到2005年的11.45%，超過7%的警戒線。他們的貧困狀態與農民相比有不同的特征：第一，沒有土地，當現金來源中斷，生存問題突出，1999年有人對1000名下崗職工調查，下崗前後個人收入平均下降61%。第二，城市生活費用高，沒有彈性，曆來由單位承擔的社保費用，如住房、子女教育、部分醫療費和養老費，失業後由自己承擔。第三，城市中貧富差別極為明顯，對這一群體產生強烈刺激。
工人和農民階層的相對社會和政治地位有明顯下降，參與社會事務的程度大為降低，表達自己意見的渠道十分有限。他們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所占比例明顯減少。工人代表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各級人大代表中占27%，到90年代末降至10%，農民代表從21%降至8%，可以說，這兩個社會主要群體對社會的作用力越來越弱。
弱勢群體問題的解決
① 確立社會的公正、公平和正義的價值理念。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報告中強調：建設和諧社會，促進社會公正，這是社會發展的基本目標。隻有建立公正、公平的社會秩序，才能真正切實地為弱勢群體提供可持續發展的機會，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提高生活水平，享有社會應給予他們的資源。
② 社會保障製度建設。國家在“十一五”期間建設包括農村在內的社會醫療保障體係；建立廣泛的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失業保險；國家加大弱勢群體的傾斜政策，全麵免除農業稅，增加糧食直補，免除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的農村義務教育貧困學生的書本費、雜費、補助寄宿學生生活費；繼續增加城鄉居民的收入，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
③ 建立政府與弱勢群體的溝通渠道，使他們的利益要求能得到表述，真正了解他們的要求，維護他們的正當利益和基本權利（劉祖雲，2006）。
5） 調節收入分配，建設全球城市
當前，上海在率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程中，如何能解決好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和差距問題，對於促進上海經濟社會的公平公正發展，建設和諧的全球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上海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存在主要問題及其後果
① 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間的宏觀分配關係尚不合理，居民個人收入增長整體水平偏低，製約了消費率提升，影響了上海經濟增長方式改變。
② 目前上海城市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明顯快於低收入群體。2006年以來，這個趨勢還在發展，農民增收機製尚未形成，影響上海城鄉統籌發展。
③ 上海收入分配領域中秩序不規範，分配不公的問題依然突出（尤其是一些行政性壟斷行業的高收入），影響了城市發展與社會和諧，正在產生“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感”。
④ 財稅調節作用尚未充分發揮，社會政策不健全，轉移支付和公共服務能力有待進一步加強。
⑤ 激勵創業和創新的分配政策措施不配套，導致自主創新和創業積極性不高。
⑥ 收入分配的監控機製尚不健全，收入分配秩序有待理順。
進一步促進上海的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① 調整宏觀收入分配關係，逐步提高勞動者報酬，建立職工收入穩定增產的機製。調整宏觀國民收入分配關係，提高勞動者報酬在GDP中的比例。
② 大力推行工資集體協商機製，積極發揮工會作用。
③ 加大公共教育、公共衛生的投入力度。通過建立完善的社會政策體係，促進包括外來流動人口在內的統一的和廣泛覆蓋的公共財政服務體係。
④ 加大對困難群眾的幫困扶持，進一步消除城市貧困。根據居民生活水平及最低工資情況，規定不同情況職工的幫困標準，發揮政府在消除城市貧困方麵的積極作用。
⑤ 以收入分配政策調整為抓手，通過收入激勵並向創新傾斜，促進各級、各類科技和管理創新。
⑥ 對於創業人員進行收入分配傾斜，包括提供稅收等優惠政策，促進上海從就業型分配製度向創業型分配製度轉變。
⑦ 對收入分配實行監督和監管，消除一切不合理的收入來源以及由此產生的收入分配不公問題。
⑧ 推薦製度創新，促進收入流動，緩解收入差距的社會壓力，進一步創造平等競爭的經濟機會和社會機會（權衡，2010）。
6） 關於生態公平的探討
經典生態學中關於生態公平的問題討論不多，而在現代生態學中，由於生態過程涉及人類、資源、環境等問題，所以生態公平逐步引起有關人士的注意。
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公平問題
由於生態學的發展，人類認識到生態公平是可持續發展思想形成的一個重要基礎。朱啟貴（1999）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與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人必須與自然共同協調才能持續生存，共同繁榮；反對對自然的對立和暴力，承認自然界的價值和權利，不僅要關心人的福利，還要關心地球上千百萬物種的福利。所以，可持續發展思想是對傳統人和自然關係的再認識，它是人類走出人類中心主義思想，邁向新思想和新意識的裏程碑。
為了當代人和後代人的利益，保護和利用環境及自然資源必須注重公正性。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9）提出了持續發展不僅要求代際公正，而且要求代內公正，但是當代人對資源的過度使用和浪費，剝奪了子孫後代公平享有資源的權利。此外，在一個資源有限的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對資源的揮霍性浪費，限製了另一些國家和地區公平地享有資源的可能性（例如一些不發達國家對發達國家的資源和初級產品的輸出）。
為了實現代際公正和代內公正，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建議人們通過國際公約和國際法來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要求各國遵循這樣一條關鍵原則：“每一個國家有責任不損害其他國家的人民健康和環境；對任何由跨國界汙染引起的危害都應當承擔責任並賠償；所有有關各方享有獲得補償措施的平等權利。”
關於生物種際正義
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發展和人類道德情懷的不斷擴展，一些處理人類內部關係的道德原則被沿用到人與自然的關係之間，於是便有了生態倫理。易小明（2010）認為我們可以將處理人類內部關係的正義原則適用於人與自然的關係之間，也可以探討人類與其他生命物種之間的種際正義。從價值論的角度講，生態倫理觀所達成的一種基本理念就是人與自然生態應當處於平等的地位；動物解放與權利論提倡動物與人的平等，生態中心論則從“生物圈平等”出發，把與人平等的主體由生物擴展至包括無機界的生態係統。
對於種際正義應當有一個基本的立場和態度，那就是既要關注人與自然的同一，也要關注二者的差異。易小明認為種際正義應該有以下幾個重要視角：
① 種際正義是一種尊重自然內部差異的倫理主張，它強調生物物種之間是有差異的，自然資源應進行相應的差異性配置，這是維護自然有序發展的前提；
② 種際正義承認人是自然進化的高端產品，因而承認人與自然、生物占有資源之差異有一定的自然合理性；
③ 種際正義正視人類強大的生存能力。因此，在人與自然的衝突中，倫理主體隻能是人類而不是物種，種際正義本質上是人類與其他物種相處時如何自我約束、自我規範的正義原則；
④ 種際正義是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倫理主張，它強調人與自然的生物共同性、生態共同性，所以它在考慮人類利益的同時，也考慮自然的利益，以求得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共同發展。
生態倫理觀與可持續發展觀
隨著人類生存環境的惡化，關於自然價值與生態倫理的探討成為中外生態哲學界研究的熱點。生態倫理思想產生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到20世紀90年代，我國學界對此展開了熱烈的探討並形成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生態倫理的價值主體是自然本身的非人類中心主義，二是人類而非其他（人類中心主義）。
張青蘭（2010）認為以上兩者之爭涉及根本的價值取向問題。其對立的焦點是：一方麵，自然有無獨立的客體價值？它是否可以不與人發生關係而表現出來？要實現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是否必須肯定孤立的客體價值？另一方麵，人的主體價值與自然的客體價值是否具有平等的地位？我們既要滿足人類的合理需求以實現人類的主體價值，又不能以破壞和汙染自然為代價來否認自然的客體價值，那麼，人類的出路何在？
唯一可行的方法隻能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與貫徹。可持續發展觀在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基礎上，更承認人和自然的保護作用，對“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采取了一種價值整合的態度。
一方麵，可持續發展觀汲取了生命中心論、生態中心論等“非人類中心主義”關於“自然具有獨立的客體價值”的思想。有學者認為人類也是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員，人類無權利去占有與主宰自然，或者人類無占有與主宰自然的權利。
另一方麵，可持續發展觀在人與自然和諧統一整體價值觀的基礎上，承認“人類中心主義”關於人類所特有的“能動作用”，承認人的主體價值，承認人類在這個統一整體中占有的道德代理人和環境管理者的地位。這樣，就避免了“非人類中心主義”在實踐中所帶來的困難，從而更具有適用性（劉湘溶等，1997）。
25.3區域發展生態學的未來：整合與適應
區域發展生態學是當代生態學與社會、經濟問題結合而產生的新興學術領域，也是當前生態學進展的熱點和前沿，有重要的發展前途。
研究區域發展生態學的未來需要重視“整合”與“適應”的理念及其在這門學科的應用。
25.3.1“整合”的理念和應用
1） “整合”的理念
“整合”的最簡單含義是“通過調整重新組合”（商務版《現代漢語新詞語詞典》，2005），也有人認為是“立足全局，進行協調整理”。
研究“整合”理念，需要應用係統理論原理，包括“老三論”（係統論、信息論、控製論）和“新三論”（耗散結構理論、協同論、突變論）。
係統理論原理
係統論認為，係統是一個由一係列要素或子係統構成的相互聯係、影響、作用的整體。作為一個整體，係統是有序的和有目標的。係統論的重要論斷是，係統的整體功能大於各部分功能之和，這是係統整體性的基本體現。
控製論應用的是黑箱方法，通過係統的輸入和輸出進行調控，它的一個基本原理就是依據係統運行過程中輸出的反饋信號，對係統的整體目標進行調節與控製（聶華林，2006）。
協同論是研究各類完全不同類型的係統內各子係統互為矛盾而又互為協調，共同促使係統整體具備新的有序狀態所呈現的特點、規律的交叉科學。它側重強調雙方或幾方在同一個時空裏具有相同的地位，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同心合力、相互聯合的關係。德國理論物理學家赫爾曼?哈肯在20世紀60年代初在激光理論研究中發現：任何複雜係統既有獨立運動，又有相互影響的整體運動。當係統內各子係統獨立運動占主導地位時，係統呈現為無規則的無序運動；當各子係統相互協調，相互影響，整體運動占主導地位時，係統呈現為有規則的有序運動狀態。哈肯把這種現象稱為“係統協調作用”（桂慕文，2001）。
周紀綸（1991）認為係統認識論的層次序列概念，對於整體的係統來說，它都是相互作用的諸元素的集合，其特征不是由諸元素特征的累加來表示，而是由諸元素組合特征——新特征來體現。同時，某個係統的元素，又是下一個層次的係統，由其相互作用的諸元素所構成。因而，任一係統都是具有其特征的係統層次係列，各層次之間存在縱的結構形式和功能聯結。如果說將整體隻是分解為部分，以部分代替整體，無從真正認識係統本質的話，那麼在對整體綜合時，同樣也必須對其下麵層次元素係統有整體的了解。因而，全球研究依賴於對地區景觀、地區景觀依賴於生物群落、生物群落依賴於種群等等的係統層次序列縱向關係的認識。
宏觀與微觀的實際相結合。經濟生態按層次存在著從微觀到宏觀的大量實際問題。宏觀控製往往離不開微觀的具體實際行動，長遠利益必須與現實利益相結合和相適應。這就是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集腋成裘，聚沙成塔。
因而，隨著人們對全球問題的宏觀規律認識的拓展深化，必須要在新的起點上，對以下層次的經濟生態關係提出新的任務和要求，另一方麵社會麵臨的種種個別實際問題，也須在整體觀念指導下，對個別具體問題，謀求盡快、完善地解決。
據此可以預料經濟生態學的未來趨勢，隨著現代係統理論（包括耗散結構和協同學）的進展，社會價值觀的改變，出現係統層次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反複推移，在理論和方法上也會有不同層次的參差、波動式的前進。
生態學的“整合”理念
E．P．Odum認為生態學是整合有關生物有機體、自然環境以及人類社會關係的係統科學，是研究個體和整體關係的係統科學，是科學與社會的橋梁。
馬世駿認為生態學是研究有機體的生死過程、物質的生滅過程、事情的興衰過程與環境關係的係統科學。他又認為“協同發展”不僅把生態經濟係統內部各組成成分協調起來，而且是生態、經濟、科學、教育、社會各個環節大協調，並提出“區域聯合、協同發展”八個字作為處理更大範圍的不同係統之間的關係。
王如鬆（2004）提出植根於中國傳統天人關係的整體論認識，中國係統生態學研究始終貫穿一條“整體、協同、循環、自生”的生態控製論主線，其鮮明的整體論特征和服務社會的實用目的，既不同於西方經院式的理論生態研究，也不同於實驗生態學的還原論分析。可以預料，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係統生態學必然會在城鄉可持續發展研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係統生態學研究的目標在於揭示生命活動與環境關係的係統規律，探索生態關係整合與調控的係統方法，為解決人類社會重大的生存發展問題提供科學方法，為可持續發展的科學決策提供戰略谘詢。
經典的生態係統定義特定的空間範疇、生物結構和物理實體為基礎，集中注意其有形的物理量（物流、能流）和生物量（個體、種群、群落），而對無形的關係量（如信息、位勢等）包括與係統外部環境的耦合關係卻涉及很少，而後者正是生態學中最活躍、最本質的東西。生態學本質上是一門關係學，其特有的研究對象應當是其中生態關係的集合。
生態係統的自組織特征決定了係統生態學研究的重點不在於尋求外部的最優控製，而在於依靠生物的能動性去進行內部關係的自我調節。今天，人在生態係統中的作用已從外在的人變成內在的人。一切生態研究都要涉及人類的長遠利益和係統發展的眼前利益的矛盾，涉及對多個相互衝突、不可調和的多元目標的協調。
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作為地球上最聰明的物種的整體人的生物學素質日漸退化，人對自然的反映越來越遲鈍。今天人們需要的是從個體生理智能向群體生態智能的整體進化，而非個體智能的機器智能的退化。生態智能的實質是生態整合，即按照生態控製論原理去辨識、學習和調控係統的結構、功能與過程。通過多學科、多層次、多專家的知識和經驗交流使個體人變成群體人，自然人變成智能人，社會人變成生態人。
Spooner（1984）在總結MAB（人與生物圈）10年研究中方法論的功過時指出，不存在一種萬能的綜合方法，每一種方法都隻能從某一側麵去辨識係統，都有它的局限性和優越性，但是它們不能被其他任何一種方法所代替。必須在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規劃人員、政治家、教育家和民主人士間進行對話，將各自的研究方法相互補充與融合，以逐步逼近對係統的真實認識。
發展生態學的整合機製
胡聘（2000）認為，嚴格地講，發展生態學是研究人、非人類生物與理化環境之間共同發展的經濟相互作用機製及其建設、管理的生態方法和生態技術的一門學科分支。從廣義上講，它是研究在人、非人類生物與理化環境共同發展過程中，人類社會、經濟、心理、行為、智力等以及非人類生物的產生和發展，理化環境的演化機製及其建設、管理的生態方法和技術的一門綜合學科分支。
① 傳統經濟學注重的是人類經濟係統自身的（尤其是生產、消費和財富分配係統）發展演化機製與管理方法，它是在“自然或人類資源是局部稀缺或短缺的”以及“效用人類化（即效用及由其衍生的價值僅僅是針對人類而言）”這一前提條件下來考察人類經濟活動的基本規律。
② 發展經濟學的側重點也是對發展中人類經濟內部的要素、結構與功能形成和演化的理解和認識之上，而把製約或推動這種形成和演化的另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自然當做外部條件，並假定它們的大多數要素是充足的或不會稀缺的（如空氣、陽光等），僅少數是稀缺的（如水、礦產等）。在此假定下來研究不同尺度的人類經濟單元（如企業、國家等）的發展或演化機製及其管理經濟的方法與技術。它注意的也是人類經濟係統的內部的結構和過程等問題。
③ 發展生態學以更寬、更廣、更高和全麵的視角來看待人類經濟發展問題。
④ 發展生態學不僅強調人類經濟係統本身不同層次上的發展單元（個體、企業、地方、地區、國家等）內部的組成、結構和功能的變化規律，更強調同人類發展單元密不可分或不可缺少的另一個部分——自然（環境和生物單元）之間在經濟上的互存互生的整合機製。
⑤ 發展生態學不僅考慮資源的稀缺性，同時也考慮資源的冗餘性，還考慮資源的互補、互替、互化性。
⑥ 發展生態學不僅考慮效用的人類（經濟）化，也考慮效用的生物（經濟）化和環境（經濟）化。
⑦ 發展生態學將人類經濟發展單元同環境和生物經濟單元作為一個整體係統來考察，使其成為一個完整的生態經濟係統，由這種完整性來決定其發展的可持續性。
預計21世紀發展生態學將會在以下9個層次來開展研究：①生態資本與生態資產理論；②生態效用與生態價值；③生態成本與生態效用的定價；④經濟生態均衡分析；⑤生態福利與生態選擇論；⑥經濟生態記賬體係；⑦生態決策分析與生態博弈論；⑧生態增長理論；⑨生態製度論。一個基本趨勢是從傳統經濟學對“人欲勝天”研究轉向發展生態學的“天人互用”研究。
複合生態係統的“整體、協同”原理
可持續發展問題的實質是以人為主體的生命與其環境間相互關係的協調發展，包括物質代謝關係、能量轉換關係及信息反饋關係等。這裏的環境包括人的棲息勞作環境（包括地理環境、生態環境、建築設施環境）、區域生態環境（包括原材料供給的源、產品和廢棄物消納的彙及緩衝調節的庫）及文化環境（包括體製、組織、文化、技術等）。20世紀80年代初，馬世駿、王如鬆等在總結了以整體、協同、循環、自生為核心的生態控製論原理的基礎上，提出了複合生態係統的理論和時（屆際、代際、世際）、空（地域、流域、區域）、量（各種物質、能量代謝過程）、構（產業、體製、景觀）及序（競爭、共生與自生序）的生態關聯及調控方法，指出人類社會是一類以人的行為為主導，自然環境為依托，資源流動為命脈，社會體製為經絡的社會—經濟—自然複合生態係統。
生態經濟係統的融合性和協調性
① 融合性
生態係統與經濟係統的耦合和相互作用必然要表現出一係列的特有現象。這些現象的集中，構成了生態經濟係統的基本特征（融合性、有序性等），從而使生態經濟係統在整體結構與功能，綜合目標與效益等方麵呈現特有的規律性。
傳統的經濟學在研究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過程以及價值等問題時，一般不涉及自然生態問題，或隻是把自然界作為一般勞動對象和靜止的自然資源來看待，隻強調價值規律的作用，而忽視生態規律的作用。生態學在研究生命係統與環境係統的相互關係時，一般也不涉及經濟問題，隻有生態經濟學和經濟生態學才綜合研究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綜合研究生態係統的能流、物流、信息流與經濟係統的物流、能流、信息流、價值流之間的內在聯係，並綜合研究經濟社會發展與維護生態平衡的關係等，從而製定既有利於經濟發展又有利於生態平衡的，符合生態經濟原理的戰略、決策、政策和法令。這種生態係統與經濟係統的內在有機結合，就體現生態經濟係統具有高度的融合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