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1地球的未來：挑戰與機遇
25.1.1地球麵臨的挑戰（氣、水、土、生）
由於人口不斷增長以及人類幹預自然能力的增強，人類及我們的星球麵臨越來越大的壓力。世界自然基金會(WWF)2010年《地球生命力報告》中指出，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已經超出了地球生態承載力的50％。兩年一度的《地球生命力報告》是WWF與倫敦動物學學會和全球生態足跡網絡共同完成的，報告以地球生命力指數為指標衡量了2500 多個物種、近8000個種群的健康狀況。自1970年以來，地球生命力指數下降了30％，在情況最嚴重的熱帶地區，地球生命力指數在不到40年內降低了60％。生態足跡是報告中使用的測算指標之一。生態足跡顯示了自1966年以來，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增加了1倍，需要1.5個地球來支撐。如果繼續以超出地球資源極限的方式生活，到2030年，人類將需要相當於兩個地球來滿足每年的需求。人均生態足跡排名前十位的國家是阿聯酋、卡塔爾、丹麥、比利時、美國、愛沙尼亞、加拿大、澳大利亞、科威特和愛爾蘭。如果按照阿聯酋或美國的平均生活水平，我們將需要4.5個地球。碳排放是加速地球生態超載的罪魁禍首，在過去的50年中，碳足跡增加了11倍，這意味著目前碳足跡占據了全球生態足跡的一半以上。
1） 氣：全球氣候變化
21世紀，氣候變化將是影響人類發展前景的決定性因素之一。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報告顯示，目前全球氣候係統變暖是明顯的，具體反映在全球平均溫度和海洋溫度升高、大範圍積雪和冰融化、全球平均海平麵上升。全球變暖將影響生態、降雨、溫度和天氣係統，最終直接影響所有國家，任何人都無法幸免於難。隨著氣候變化所帶來的風險日益增多，它們將同現有的劣勢格局相互作用。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日期為2015年，在其後幾年乃至幾十年的歲月裏，人類持續發展的前景將會直接受到威脅。全球平均氣溫已成為衡量全球氣候狀況的常用指標。過去100年來，地球平均氣溫已經上升了0.74℃左右，而且這一趨勢還正在加劇，全球平均溫度正在以每10年0.2℃的速度增長。隨著全球氣溫的上升，局部降雨格局正在發生變化，生態帶逐漸轉移，海洋日益變暖，冰蓋不斷融化。全世界不得不適應氣候變化，下列五個方麵是人類社會所應該知道和關注的。
農業生產力下降：根據有關氣候變化的推測，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亞和東亞的部分地區，幹旱和降雨情況的變化將使主要糧食作物的產量大大下降，由於氣候變化對農業和糧食安全的影響，到21世紀80年代，相對於沒有氣候影響的情況而言，嚴重營養不良人口將增加6億。
用水加劇：一旦氣溫升高超過2℃，全球水資源分布將發生根本變化。冰山融化後，先是洪澇災害更加嚴重，之後將是各大河係的水流減少——這些河係是重要的灌溉之源。到2080年，氣候變化將導致全球缺水人口增加18億。
沿海洪災和極端天氣日益頻繁：IPCC預測，極端天氣事件將會增多。旱澇災害是氣候相關災難越來越多的主要原因。如果溫度上升超過了2℃，海洋將繼續升溫，並引起更嚴重的熱帶氣旋；旱情也將進一步加劇，威脅人們的生活，阻礙人類改善健康和營養的進程。海平麵的上升和熱帶風暴加劇將使一些小島國遭受洪災，也將使遭受沿海洪災的人數增加數億。
生態係統瓦解：據預測，如果超過了2℃的臨界值，所有物種滅絕速率都將提高，當溫度上升達到3℃時，20%～30％的物種將處於滅絕的“高危”險境。珊瑚礁生態係統已經不斷衰減，出現白化現象，導致海洋生態發生改變，生物多樣性和生態係統服務功能大規模滅失。這對數億以漁業為生的人們將造成不利影響。
健康風險加大：氣候變化將從各方麵影響人類健康。全球感染瘧疾人口將增加2.2億至4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風險率將提高16%～28％，該地區死亡數占總死亡人數的90％左右。
2） 水：水危機
隨著21世紀的到來，能源危機將接踵而至。比能源危機更為可怕的是，作為人類生命之源的水的短缺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一狀況還將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發展繼續惡化。利用科技手段緩解這一危機，將是人類主要的出路。20世紀50年代初期，美國的一些科學家曾預言：石油作為一種基礎資源，在能源性能之外，還具備應用於戰爭的超凡武器性能。20年之後，這一預言得到了應驗：石油在伊朗和伊拉克曆時八年的戰爭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由此，石油逐漸被人們視為一種不可或缺的戰略資源，尤其在全球普遍出現能源短缺的世紀交替之際，這一認識更趨深刻。但是，對於人類生存與發展更為重要和必要的另一資源——水，卻被人們長時間地漠視了。在許多人看來，水不過是一種普通的資源，無法與其他能源相提並論。其實，水作為人類的生命之源，就如地球上的大多數能源，都是有限而不可再生的。地球雖是一個滿載水的星球，然而真正屬於人類的水資源卻少之又少。特別是，隨著世界近100年來的人口持續增長以及經濟發展，水資源短缺問題已日益嚴重。據世界銀行預測，至2025年，中東及北非人均水資源量將下降80%。在未來的10年裏，埃及水資源將下降30%，尼日利亞將下降40%，肯尼亞將下降50%，伊朗、伊拉克等國也將麵臨相同的狀況。
現在的水源之爭已不限於區域之爭，那些跨國境線的江河湖海已經引起了國與國之間的對立，最典型的就是上遊與下遊的對峙。1989年，埃及外長加利曾在美國國會指出：“埃及的安全保障掌握在尼羅河上遊的8個國家手中。”目前世界上40%的人口生活在橫跨兩個國家以上的河海沿岸。除了尼羅河以外，亞洲中部的鹹海、跨越印度和孟加拉的恒河上下遊的居民都在圍繞著水的配額進行交涉，有時甚至引發軍事衝突。在美國的西部，農民和城市居民之間也因水的分配而形成最大的政治問題。日本的福岡因為1996年的幹旱引發了農業用水與城市供水的分配摩擦。如同人類為了爭奪能源而屢操幹戈一樣，未來世界可能會因為水問題而引發大規模的局部戰爭。事實上，水危機早就影響著人類的和平與發展。在中東，因水而爆發的衝突可以追溯至5000年前；分割非洲的戰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水而起；南亞國家巴基斯坦的四省為分配水源進行了曆時50餘年的唇槍舌劍。據世界銀行統計，目前世界上有80個國家處於水危機狀態，有10億即16%的世界人口難以喝到衛生的水，如果有關國家不及時采取有效措施，這一數字至2025年將上升到25億。水資源已經到了嚴重不足的階段。一些環境和資源學家也指出，不遠的將來，水缺乏將成為地球環境方麵最大的難題。
較之能源危機，水危機還有另一個艱難的課題。人們在麵臨石油短缺時，可以發掘天然核及太陽能等作為補充能源。但對於水，至目前為止，人們還沒有找到適當的替代品。麵對全球範圍不斷增長的水需求，如果一些國家能夠擁有控製、儲存並開發水資源的技術，那麼它們將如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掌握世界石油資源一樣，掌握對人類未來發展息息相關的水資源，並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21世紀世界水資源委員會於2000年年底發表一份報告指出，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大河已被汙染，生態體係遭到嚴重破壞。該委員會主席說，嚴重的土地和水問題在最近一年內使得2500萬人口淪為“生態難民”，這個數字首次超過了戰爭難民的數字。他估計，到2025年，“生態難民”可能增加3倍。報告指出，目前世界上隻有兩條大河可被歸入健康河流之列，那就是位於南美洲的亞馬孫河和位於非洲撒哈拉南部的剛果河。亞馬孫河是世界上流量最大、流域最廣的河流，在其沿岸地區隻有很少的居民聚集地和工廠。剛果河也是一條大流量的河流，在其周圍地區也沒有多少工業中心。
另外，人口的急劇增長以及環境的汙染，使得世界上許多本來可以利用的淡水資源遭到破壞。世界自然基金會一位資深的自然資源保護學者明確指出：“汙染問題是最終促發日益嚴重的城市供水危機的頭號因素。”每年，全球有多達上千萬噸的石油、數億噸的垃圾、600萬t的磷、200萬t的鉛以及數萬噸的三氧化二砷等致癌有機物和有毒有害物質汙染著全球的江河湖海。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中所生產的工業和人類廢物僅有5%左右得到處理，其中包括每天產生的200萬t人類糞便的絕大部分，以及產生於工業生產的有毒和危險的副產品。這些廢物皆被不顧後果地隨處棄置，從而對土壤、河流和地下水蓄水層造成嚴重汙染。水汙染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居民，而人口和工業集中的城市也是造成水汙染的罪魁禍首。
3） 土：沙漠化
沙漠化是指幹旱區、半幹旱區和某些半濕潤地區生態係統的貧瘠化，是人類活動和幹旱共同影響的結果。同時沙漠化也是全球變暖的負麵影響之一。研究表明，在全球變暖的背景下，世界上某些地區的降水將減少，而蒸發將增大，致使徑流減少。地表徑流減少導致一係列的缺水問題。世界上本來就存在一些水資源短缺的地區，在此背景下將變得更加困難，荒漠化是必然的結果。目前，全世界沙漠總麵積為4800萬km2，約占陸地的三分之一。同時土壤沙漠化正在向許多國家蔓延，據統計世界沙漠化的速率是每年6萬km2， 相當於日本全國的耕地麵積。這對於70%的幹旱地區而言（全球陸地麵積的25%）是一種潛在的威脅，值得引起足夠重視。
我國沙漠戈壁麵積約16億畝（約1億多hm2），幾乎與農田麵積相當。沙漠化必然導致荒漠化。同時，沙漠地帶對全球氣候變化也產生著巨大影響。荒漠化是當今全球最嚴重的環境與社會經濟問題之一。我國是世界上荒漠化危害嚴重的國家之一，尤其是我國北方的沙漠化（沙質荒漠化）以其麵積廣大和發展迅速而引人關注。根據北方的自然環境背景、人類活動與社會經濟特點及其相互作用，我國學者通過近二十年沙漠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將沙漠化的概念總結為：沙漠化是在幹旱、半幹旱及部分半濕潤地區由於人類不合理經濟活動與自然資源環境不相協調所產生的以風沙活動為主要標誌的土地退化。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2000年一份題為《全球生態係統退化及其對人類生存的危險及威脅的評估》的報告，目前土地沙漠化對30%的人工灌溉土地、47%的雨水灌溉土地以及73%的牧場造成破壞。我國北方沙漠化的發生發展伴隨著人類的文明曆史，而且尤以近一個世紀以來的發展速度為最快。沙漠化過程使土壤的風蝕—風積作用加劇，破壞了土壤的理化性質，降低乃至喪失了土地生產潛力，並使自然環境趨於惡化，給國民經濟造成了巨大損失，也嚴重影響了廣大農牧區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
1994年12月，聯合國第49屆大會通過了115號決議，宣布從1995年起，每年6月17日為“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幹旱日”，呼籲各國政府重視土地沙化這一日益嚴重的全球性環境問題。1978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為了幫助有關國家製定防荒漠化計劃，評估全球範圍的荒漠化狀況，開展專業培訓，成立了防荒漠化行動中心。1992年6且3日至14日在巴西裏約熱內盧召開了有100多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參加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將防治荒漠化列為國際社會優先采取行動的領域。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以後，聯合國通過一項新的決議，就防治荒漠化公約進行全球談判。先後在內羅畢、日內瓦、紐約、巴黎召開過5次會議。第4次會議於1994年6月6日至18日在法國巴黎召開，6月17日通過了《聯合國關於在發生嚴重幹旱和（或）荒漠化的國家特別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公約》。1994年10月，112個國家的代表彙聚巴黎，舉行了公約簽字儀式。同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49/115號決議，確定6月17日為“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幹旱日”。這個世界日意味著人類共同與荒漠化抗爭的行動從此揭開了新的篇章。為了防治土地荒漠化，全世界正在邁出共同的步伐。
1996年6月17日是第2個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幹旱日，聯合國防治沙漠化公約秘書處在日內瓦發表公報指出，當前世界荒漠化現象仍在加劇。全球現有12億多人受到荒漠化的直接威脅，其中1.35億人在短期內有失去土地的危險。據專家估計，全球荒漠化土地達3600萬km2。近二十年來，全世界荒漠化土地仍在繼續擴大，荒漠化吞噬土地的麵積相當於美國可耕地麵積總和。公報說，荒漠化是嚴重的全球性環境問題之一。
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調查，在非洲，與撒哈拉沙漠南部鄰接的地區沙漠不斷擴大，災情惡化。到了20世紀80年代，幹旱擴大到整個非洲，21個國家的3500萬人陷入糧食危機。在撒哈拉沙漠的南部，沙漠每年大約向外擴展150萬hm2，平均每小時有170hm2的沙漠誕生。據推測，在過去50年中，有大約相當於日本國土麵積1.7倍的6500萬hm2 的耕地和牧場被沙漠吞噬。蘇丹境內在1958年至1975年期間，撒哈拉沙漠向南擴展了90100km，平均每天推進16m。50年代中期，蘇丹首都喀土穆附近，還是一片蔥綠的草原，20年後，草原向南後退了150km，被沙漠取而代之。60年代初，毛裏塔尼亞國土麵積的60%～70%為沙漠、半沙漠。到了80年代中期，這一比例竟上升到國土麵積的98%，全國成了沙海。亞洲從巴基斯坦東部到西北地區的塔爾沙漠周圍，南美洲智利北部的河塔卡馬沙漠一帶，以及阿根廷的拉裏奧哈、聖路易斯、拉潘帕各州也發生嚴重的沙漠化現象。美國的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州、前蘇聯的卡斯比海東岸的卡紮夫地區、澳大利亞中部等地，沙漠化也在不斷擴展。據聯合國環境署估計，相當於世界1/6人口約8.5億人目前正遭受土地沙漠化的困擾。
4） 生：全球生態係統退化
所有的生物有機體都會改造它們的生活環境，人類也不例外。隨著人口數量的增長、科技力量的膨脹，這種改造的幅度和本質已經徹底地改變了。
土地的轉變
土地轉變是令全球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主要原因，而且土地轉變的作用範圍超出了變化的土地的邊界，其影響可延伸很遠。土地轉變可以直接影響當地的，甚至是整個區域內的氣候。目前，人為的CO2釋放總量中的約20%是因土地轉變而產生的。更重要的是溫室氣體甲烷和氮氧化物的濃度也在日益增高，燃燒溫室氣體改變了陸地的化學活性，使CO濃度提高，把城市的光化學空氣汙染物帶到遙遠的非洲和南美洲熱帶地區。引起沉積物和營養物的徑流量發生改變，使河流、湖泊、江口和珊瑚礁的生態係統發生重大改變。土地轉變的重要性已為關心全球環境變化的研究學者們普遍認可。
海洋
雖然人類對海洋生態係統的改變較之那些對陸地生態係統的改變更加難以量化，但是幾種信息顯示它們同樣很重要。世界人口主要集中於沿海地區，約60%在距海岸100km的範圍內，海洋的生產性的沿海海域受到人類的強烈影響。介於陸地和海洋相互作用下的沿海濕地被大麵積地改造。許多漁場捕獵的海產品集中於頂級食肉動物。殺害這些動物使海洋生態係統的比例失衡。並且，許多這樣的漁場被證實是無法維持運營的，至少在目前我們的知識和控製水平下是如此。1995年，注冊的漁場中有22%的漁場捕撈過度或者已經衰竭；44%以上的漁場已經到達了開采極限。漁場的捕撈結果並不受其捕撈目標的限製，全世界的商業海洋漁場每年丟棄27萬t非捕撈目標的動物，其量相當於捕撈總量的1/3。此外，一些漁場使用拖網和撈網沿著海底拖動，嚴重破壞了海底生物的棲息地。
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的變更
① 碳：相對於工業時代以前，大氣CO2已經因人為因素而增長了近30%，並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還將繼續增加。CO2的增加表現了人類在不斷增強溫室效應。氣候研究組織的一致意見認為溫室效應也許已經顯著地影響了氣候，並且還會在21世紀中引起氣候的重大變化。
② 水：改變水循環可以影響當地的氣候。在雨水少的地區灌溉可以增加大氣濕度，常常會增加降水和雷雨的頻率。相反，從森林到農田或牧場的土地轉變增加了日光反射，降低了地表的粗糙度。模擬試驗顯示這種變化會提高區域溫度，減少區域降水。隨著人口的增加，以及全球變化對水質和可用性的影響加劇，未來的全球用水引起的衝突將更加嚴峻。在國家麵對的所有環境安全問題中，清潔水的足夠供給將成為頭等大事。
③ 氮：通過施肥和燃燒化石燃料，人類在有意和無意間固定了N2，嚴重地改變了全球的氮循環。工業固氮肥料量從1950年的每年1千萬t增長到1990年的每年8千萬t。改變氮循環會產生多種後果。在大氣圈：（ⅰ）提高全球溫室氣體NO的濃度；（ⅱ）大幅增加活性氮氣體的流量（全球NO和氨氣的2/3或更多是人為釋放的）；（ⅲ）造成酸雨和光化學煙霧，給全世界的城市和農田帶來災害。人類固定的氮也可以從農田、灌溉係統和氮飽和的陸地係統中轉移到溪川、江河、地下水，導致大部分水體富營養化。
④ 其他循環：人類活動並不隻是改變碳、水和氮循環。人類是大氣中二氧化硫氣體的主要來源；這些氣體影響地區的空氣質量、生物地球化學循環和氣候。此外，開采和使用的磷以及其他金屬超出了它們的自然流量；有些采集和使用的金屬是劇毒的（包括鉛、鎘和水銀）。無疑，人類是地球上最主要的生物地球化學力量。
生物變化
人類大量地改變了生物資源（物種和基因特異的種群），並還在不斷地增長。滅絕是一種自然過程。但是目前的基因多樣性的、種群以及物種的消失速率遠遠超出了自然的速率。滅絕正在發生著，這是完全無法挽回的全球變化。同時，人類在全球運輸物種，使地球上的生境趨於同化；而許多物種引入新的地區，會破壞當地自然的和人工的係統。最近的計算顯示現在物種的滅絕速率大約是人類主宰地球之前的物種滅絕速率的100～1000倍。而那些特別著名的類群的消失速率還要大。
25.1.2地球麵臨的機遇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國際生態學界特別是美國生態學界認為，生態學正在從傳統生物生態學向人類可持續發展生態學拓展和升華，新世紀的生態學研究的重點將轉移到生態係統和人類關係的可持續能力建設上，生態係統服務、人工生態設計、生態信息等領域已經或正在成為生態學研究前沿。1996年8月在美國生態學會81屆年會上，前美國生態學會主席Judy L.Meyer作了題為：“Beyond Gloom and Doom: Ecology for the Future”（“走出黑暗，麵向未來的生態學”）的報告。在報告中Meyer提出了當今生態學發展的五大方向：生態工程（Ecological Engineering）、生態經濟（Ecological Economic）、生態設計（Ecological Design）、產業生態學（Industry Ecology）和環境倫理學（Environmental Ethics）。
今後50年至100年，世界人口將達到80億～100億，維持如此巨大的人口生存將變得越來越困難。隨著人口數量的增長、科技力量的膨脹，這種改造的幅度和本質已經徹底地改變了。陸地表麵的1/3～1/2已經因為人類的活動而改變。自工業革命開始以來，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已增長了近30%。大氣中被人工固定的氮元素超過於其他所有自然陸地資源固定的總和。地表半數以上淡水資源被人類利用。地球表麵沒有一個生態係統可以免遭人類的深入影響。“人類生態係統”，如農業生態係統、牧業生態係統或城市生態係統等，現在正以或大或小的力量影響著整個地球。作為地球的一部分的人類如何麵對由於自己的活動所帶來的種種生態危機呢？如果不考慮對人類這些強大的、經常性的、支配性的影響的話，我們將無法正確理解大部分的地球生態係統的結構和功能。
2004年，一個由M.Palmer等20名著名生態學家組成的美國生態學會生態遠景委員會完成的一個戰略研究報告回答了這些問題：“我們未來的環境是由人類為主體的、人類有意或無意管理的生態係統所組成；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將包括維持性、恢複性和創建性的綜合生態係統；生態學注定會成為製定可持續發展規劃與決策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更好地開展生態學研究和有效地利用生態學知識，科學家、政府、企業界和公眾必須在區域以至全球範圍內結成前所未有的合作關係，形成一種新型的生態文化。”“長期以來，生態學家一直熱衷於對原生生態係統的研究，新世紀的生態學研究將把重點轉移到生態係統和人類關係的可持續能力建設上，未來的發展要求生態學家不僅僅是一流的研究人員，而且是決策製定過程中生態信息的提供者。”在這份報告中，生態學家們達成共識，即生態學能夠也應該成為未來人類與自然生態係統共存的理論依據和行動指南。生態科學可利用其所掌握的有關自然係統的廣泛知識去幫助人類更好地管理、恢複和創建生態係統，為擁擠不堪的地球村提供更多的生態服務。
25.2中國的未來：效率與公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區域發展戰略各階段的調整與完善，是以區域發展目標中的效率與公平關係的不斷調整和協調為紐帶，尋求正確處理發達與落後地區之間的關係。我國區域發展的經驗與教訓也表明，若一味強調公平或均衡，而忽視效率，也隻能是低水平、貧窮基礎上的公平或均衡。反之，若片麵強調效率，而忽視公平與協調發展，則就會導致區域發展差距的不斷拉大，進而破壞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和健康發展。鑒於效率與公平之間所有存在的對立統一關係，那麼繼續正確處理和協調好區域發展中的效率與公平二者的關係，仍將是未來我國區域發展戰略的核心內容（王澤強，2009）。
25.2.1經濟效率與生態效率
1） 梯度發展模式下經濟效率的增進
結合中國特有的梯度經濟發展模式，呂冰洋等（2010）分析了區域間經濟效率提高的路徑、源泉及影響因素，提出了下麵的認識。
與中國經濟改革和轉軌的進程相對應，經濟效率提高的路徑有三種：一是知識積累和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改革帶來的微觀技術效率提高；二是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和外部治理環境改善帶來的宏觀經濟運行效率提高；三是打破要素和產品的市場封鎖，以及價格市場化改革等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提高。
我國經濟增長和經濟改革展現出一種梯度發展模式，在區域經濟發展的“極化效應”和“涓滴效應”影響下，區域經濟發展和經濟效率提高有明顯的空間相關性。
實證研究發現，對經濟效率提高有積極影響的因素包括資本結構改善、政府生產性支出擴大、市場化改革、產品市場發育和非國有經濟發展。抵製經濟效率提高的因素包括投資率上升和對外開放度提高。而教育水平、要素市場發育對經濟效率提高沒有產生顯著影響（吳人堅，２０１２認為這個結論值得討論）。
從以上情況可見：為推動經濟效率的提高，我們應在要素市場發育上做更多的努力，並且提高資本積累的質量，抵製過度投資。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應注意到外資企業對內資企業負的外部效應。為縮小地區發展差距，應加快落後地區的市場化改革步伐。
2） 我國分省區城市化效率研究
城市化水平是城市現代化的重要標誌。我國城市化過程總體上還是與粗放型的增長密切相關，城市化活動中的高能耗、低效率、高投入、低產出始終是我國城市化水平提升過程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城市化過程中效率問題的研究，已日益成為國內外研究的熱點問題。
王家庭、趙亮（2010）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DEA）和Malmquist指數，結合2002年至2006年我國31省區的統計數據，分別從動態和靜態兩個角度對我國各省區的城市化效率作了較全麵的分析，得到如下結論：
在動態衡量中，我國大部分省區處於效率變動的無效狀態，即城市化效率不斷降低。與經濟效率的變動比較，城市化效率的降低主要是技術變動的無效性造成的。
在靜態衡量中，我國整體城市化過程仍主要依靠投入要素的粗放型增加，呈現無效率的增長態勢。各省區均兼有財政支出非集約、勞動力投入非集約、固定資產投入非集約和土地投入非集約的特性。
上述結論支持了目前我國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集約化發展，構建節約型社會”發展規劃的必要性。具體而言，當前應重點做好以下幾方麵工作：
一是建設節約型政府。
政府職責和功能不完善導致的政府機構重複、越位或紊亂而造成的浪費，公務中隨意決策導致決策失誤而造成的損失，顯然比一張紙、一度電大得多。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奢侈惡習和浪費現象是由於我國財政預算編製太粗糙。加之預算執行透明度不高，導致大量利用資金分配權尋租的腐敗行為。應該考慮對我國的預算管理製度進行徹底改革，將預算編製職能從財政部分離出來，建設節約型政府才會有實質性進展。
二是發展集約型產業，推進產業結構優化。
各地政府應加大科技創新的投入，堅持走依靠技術進步，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道路，不斷優化產業結構。首先，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努力掌握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大力開發對經濟、社會發展有重大帶動作用的高新技術。其次，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鼓勵運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製造業。再次，加快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如金融、保險、物流、信息、谘詢服務等）。
三是注重外資質量，優化外資結構。
嚴格審核進入各地區的外資項目。優化外資結構，充分發揮優質外資的正向溢出效應，不斷促進資源集約效率的提高。在此過程中，政府可以充分發揮行政審批、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政策的作用，來引導各城市走集約化發展的道路。
3） 省域經濟發展的環境成本效率評估
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是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麵臨的首要的突出問題。楊櫻、馬馮（2010）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DEA）對經濟增長的環境成本效率進行測量，並進行橫向與縱向對比，分析我國省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環境成本效率的變化規律，並且研究環境成本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係。下麵是他們對我國省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環境成本效率進行評估和分析的結果。
省域經濟發展的環境成本效率的縱向評價
根據1991年至2007年間各省環境成本效率的計算結果，總體上看，各個省份在時間序列上環境成本效率都是呈現上升趨勢，但從具體過程看，大致可以歸納出如下三類變化趨勢。
第一類，其環境成本效率是持續上升，幾乎沒有波動。具有代表性的有北京、吉林、黑龍江。第二類，其環境成本效率一開始持續上升，但一定時間後，保持穩定，並在一定水平上波動。這類省份較多，典型的如福建、廣西、河北等。第三類其環境成本效率變化過程呈較大波動性，典型的有海南、湖南、四川等，其中第二、三類特別值得研究。
省域經濟發展的環境成本效率橫向比較
各省(區、市)曆年的排名位置及變化特征大致可劃分為如下幾類：
第一類，其排名一直靠前，說明其環境成本效率持續較高。其典型如上海、天津、北京、廣東等。第二類，其排名變化呈逐漸後靠趨勢。其典型如青海、寧夏等。第三類，其排名變化呈持續向前趨勢，如江蘇、黑龍江等。第四及第五類，其排名變化呈正U形（先靠前又漸落後）或倒U形（先靠後又漸靠前）。前者如福建、江西等，後者如內蒙古、貴州。
環境成本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係
相關分析的結論驗證了環境成本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呈顯著的中度正相關關係。我國省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隨著人均GDP的增長，環境成本效率也在提高。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環境保護與治理的力度加大；二是我國政府重視環保與治理，因此在省域經濟發展過程中，能將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結合。所以從環境成本效率的角度看，我國沒有出現西方國家傳統工業化道路中出現的先汙染後治理的路徑（本節編者按，據前人從其他研究角度看，這個結論是值得討論的）。但是也應看到，環境成本效率在地區之間有顯著差異。中西部地區如今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環境成本都處在較低水平，未來在發展經濟建設的同時，應當正確認識經濟發展與環境代價的關係，學習和借鑒東部地區在環保方麵的成功經驗和做法，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盡量減少環境的代價，保持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4） 環境保護投資效率問題
我國環境問題已成為製約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瓶頸。政府環保投資力度不斷加強，投資總量逐年增加，但是投資治理效果與投資總量不成比例。總體上講，我國環保投資效率低下。
從1972年全球人類環境會議召開後，我國對環境保護的投資總量逐年增加，環保投資額占同期GDP和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也呈波動上升趨勢（見）。我國環境保護投資情況（1991—2007）固定資產投資比例“七五”期間（1991—1995）462.40.632.25“八五”期間（1996—2000）1306.60.682.05“九五”期間（2001—2005）3516.80.832.53“十五”期間（2006—2007）8399.31.182.84源自：楊競萌、王立國，2010.但是從1998年以來，我國每億元GDP所產生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降幅不明顯，而每億元GDP所產生工業廢氣排放量卻由1998年的1.43億Nm3/億元上升到2007年的1.55 億Nm3/億元，由此可見，我國環保投資取得的治汙效果相對於其自身的增長速度不成比例，環境保護投資效率總體偏低。
楊競萌、王立國（2010）提出提高環保投資效率的政策建議：
加強對環保資金使用的監管。有關部門不僅要對環保資金跟蹤管理，而且對環保項目的投資要嚴格執行前期可行性論證和後期評價，嚴格合同管理，確保工程質量，降低工程造價。
加強對企業汙染治理設施運行的管理。一是要建立符合環保設施運行的監督管理製度；二是要加強環保部門對企業的監督檢查工作力度；三是要按現代企業製度的要求，建立治汙企業的運行機製。
發揮經濟手段在提升環保投資效率中的作用。①改革環保基礎設施管理中價格與稅收政策：改革排汙收費製度，提高排汙稅收標準；對企業環保設備投資給予稅收抵免、稅前還貸、加速折舊等多種間接優惠政策。②調整環保投資投向結構：環保投資要實現以“末端治理”的全過程管理的轉化。著重投資於清潔生產，促進企業在產品開發、原料選擇、工藝設計、技術進步和生產管理等諸多環節，將工業汙染消除在生產過程之前和之中。③加快環保產業發展：製定優惠政策，提高環保產品和環境工程的質量和技術水平，對性能先進、經濟高效的環保產品和企業，在投資方麵優先予以扶持，促進環保產業形成規模。④建立和發展國家環保基金：多方麵籌集資金，並以信用形式分配和使用，從而在保證環保投資來源的同時，使汙染治理由分散向集中控製轉化，實現投資的規模經濟，提高投資效率。⑤建立環境稅收製度，全麵實施有害環境的產品稅或間接稅。
促進環保投資主體多元化，投資渠道和方式多樣化。
努力提高我國環保領域的技術水平。①重視研究開發適合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環境保護實用技術和設備；②培養環保高級專業技術人才；③加強對企業治汙方案的評估和谘詢服務。
5） 區域經濟發展的生態效率差異
經濟、資源和環境協調發展是當前有關研究的重要課題。基於生態效率理論，王波、方春紅（2009）采用因子分析法，以2007年省際數據為樣本，測算了各省域經濟發展的生態效率值，重點比較中國區域間經濟發展的生態效率差異，分析造成省際及三大經濟帶間產生其差異的原因，為發展循環經濟，實現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目標提供參考。
概念界定
生態效率，全稱“經濟生態效率”或“生態經濟效率”，譯自英文的Ecoefficiency，其中，eco 既是生態學ecology的詞根，又是經濟學economy的詞根；efficiency有“效率，效益”的含義。兩者組合則意味應兼顧生態和經濟兩方麵的效率，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促進企業、區域或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呂斌等， 2006）。1992年，由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首次將生態效率作為一種商業概念加以闡述，“生態效率是通過提供能滿足人類需要和提高生活質量的競爭性定價商品與服務，同時使整個生命周期的環境影響和資源強度逐漸降到一個至少與區域的估計承載力一致的水平來實現，並同時達到環境與社會發展目標”，也有定義如下：生態效率=產品或服務的價值/汙染排放影響或物質消耗影響。根據定義又可將生態效率分為資源效率和環境效率。資源效率指獲得該經濟產出與投入資源量的比值，同理，環境效率（亦稱汙染排放效率）是指獲得該經濟產出與汙染物排放量的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