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四五月間，斯大林在列寧謝世不久發表的題為《論列寧主義基礎》的著名演講中，即與列寧的思路相違逆，提出了“三項主要任務”：打破反動階級的反抗的複辟行動；按消滅階級的方向組織建設工作；組織強大的軍隊對付外敵。在同一篇講演中斯大林還與列寧臨終前不久強調“新經濟政策”相背馳，強調這種“改良主義道路”隻是“在某種條件下，在某種環境中”也許才不得不“暫時”實行的。這篇講演是他上台後發表的第一個施政綱領，也是蘇聯社會主義道路軌跡的極好注腳。1925年，當國民經濟剛剛好轉，農業和工業的總產值僅恢複到戰前87.3%和63.7%時，他就提出了“完全戰勝資本主義成分”，過渡到完全社會主義的經濟的問題。1927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12年，斯大林強調反蘇戰爭威脅是“現時的基本問題”，“和平共處”時期正讓位於“帝國主義對蘇聯進行襲擊和準備對蘇聯武裝幹涉的時期”，要求加強國防力量，發展軍事工業。這一年國民經濟剛剛恢複到戰前水平，也就是說，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還處於相當落後的條件下，即通過了消滅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實行農業集體化，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方針。而一旦基本上實現了國民經濟的國有化和集體化，不管社會生產力的水平究竟多高，即認為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開始要求“向共產主義過渡”。在此過程中還一再強調社會主義製度愈是向前發展，國內的階級鬥爭愈是尖銳化，不斷要求加強國家機器的鎮壓職能。這樣，在一個長時期中，在不是非常狀態下，斯大林始終把政權、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關係搞顛倒了，本末倒置了，離開了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地。有時，他也大抓加快建設速度，強調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性，但是，他的主要著眼點還是為了應付對外戰爭，鞏固政權，因而在工業化方針上過分地向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傾斜，造成了產業結構嚴重的畸形發展。
這條社會主義道路的後果是二重性的：一方麵，在帝國主義優勢力量包圍和在國內存在一定敵對勢力的條件下，尤其是當氣勢洶洶的德國法西斯發動猖狂進攻時，由於建立了高度集中統一的政治、經濟、文化體製，能夠集中一切必要的人力、物力、財力，建立起了強大的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從而保衛了蘇維埃政權，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並且支援了世界各國的工人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事業，為人類的進步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另一方麵，造成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列寧思想的嚴重歪曲，出現了講社會主義，不顧生產力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狀況與民主權利，片麵追求鞏固政權和改造生產關係，超越實際地估計社會主義發展階段，逐步形成了過分集中統一的經濟政治體製，不能很好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束縛了生產力的蓬勃發展和人民生活的迅速改善，破壞了民主與法製，造成了肅反擴大化，最終損害了社會主義的形象與聲譽。這套理論、政策、體製由於長期得不到糾正而產生的負麵效應，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一個重要原因。某些執政的共產黨的領導人或領導集團，放棄黨的領導，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把政權從無產階級手中拱手讓出去，奉行右傾投降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則是造成政權喪失，風雲變幻的直接原因。這些深刻的經驗教訓，需要提高到辯證唯物主義曆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高度來加以總結和認識。
（三）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時期
新中國建立後，我國人民在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對內粉碎了一切敵對勢力企圖複辟或分裂國家的圖謀，對外始終捍衛了社會主義中國的獨立、自主、完整和尊嚴，使中華民族重新充滿自信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這些都必須充分肯定。但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一個長時間裏，我們基本上沿襲了蘇聯斯大林時期的理論、路線和體製，在政權、所有製、生產力三者關係上，在不是非常情況下，基本上也一直把重心放在鞏固政權，改造生產關係上。之所以說“基本上”，是因為在提出“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時，是以“一化”為“主體”，以“三改”為兩翼的，但很快就把“三改”作為主體了；八大也曾作出了工作重心轉移的正確決策，但不久又離開了這條軌道。到“文化大革命”期間這種指導思想發展到了頂峰，甚至比斯大林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生產無人過問，全部注意力集中於鞏固政權和上層建築領域裏的“革命化”，集中於生產關係的“純潔化”。結果，造成了一場全麵內亂，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使我國社會主義事業蒙受了嚴重損失。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集體重新恢複了我黨在毛澤東同誌領導下在民主革命時期形成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優良傳統，在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基礎上，認真總結了我國30多年、國際上60多年社會主義實踐的曆史經驗教訓，重新估量了國際形勢和國內階級鬥爭狀況，正確地判斷：在國際上，各種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今世界的主題；在國內，雖然階級鬥爭仍然存在，但這隻是一種殘餘形態的、一定範圍內的階級鬥爭，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與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此，必須在保持必要的警惕的同時，堅決廢除“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路線，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和平的經濟建設，發展社會生產力上來。為了促進現實生產力的發展，黨中央在鄧小平同誌倡導下製定了一係列改革、開放、搞活的方針政策，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調整改革了不適合於現有生產力發展的、原先我們自己建立起來的生產關係和經營管理體製：在農村，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製的條件下，廣泛推行聯產承包責任製和個體經營、合作經營等；在城市，在堅持公有製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條件下，大力發展了個體經濟、私人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三資”企業，在國營企業內部也實行一係列轉換經營機製的改革，使之參與市場競爭。總之，堅決衝破了原來“純而又純”、統得很死的經濟模式，實行了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在多種所有製形式和多種經營管理形式基礎上的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這樣，就在社會主義實踐路線上擺正了整個上層建築、所有製乃至整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三者之間的關係。這是社會主義實踐史上有重大曆史意義的轉折。正是由於這一轉折，我國多年來才出現了今天這樣政治穩定、經濟飛躍，到處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黨的十三大根據鄧小平的思想，第一次明確提出，要以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作為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生產力標準的提出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在實踐基礎上，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基本原理權威的恢複和新的突破，從理論上進一步解放了人們的思想。
去年春天南巡期間，鄧小平同誌聯係計劃與市場問題的長期爭論，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對大家講這個道理”。小平同誌的這段談話，不是在書齋裏對社會主義概念本身下定義，界定其抽象的質的規定性，而是針對長期以來對社會主義某些不科學，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認識，直接從社會主義根本理論的高度進行撥亂反正，意義深遠。為何鄧小平同誌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這五句話，並且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放在首位呢？據筆者理解，第一，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實行公有製和按勞分配，以及最終實行有計劃的產品經濟等固然重要，但歸根到底是手段。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才是目的。手段與目的相比，目的不能不是更本質的東西。在目的中，最終落腳點是達到共同富裕，以實現人類亙古以來的美好大同理想，但都必須以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作為前提。第二，無產階級政權實行怎樣的政治體製，生產關係改造到何等程度，采用怎樣的經濟體製和運行機製，歸根到底要看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為根本標準。政權的鞏固和生產關係的改造，歸根到底又要依賴於、受製於經濟發展的狀況。第三，在經濟落後國家裏搞社會主義，尤其必須注重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這是當初馬克思、恩格斯始料未及的。作為當代馬克思主義者，有必要根據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實際突出社會主義的這一本質。鄧小平同誌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論斷，精邃、正確地總結了國際國內數十年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實踐的曆史經驗，對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作出了巨大貢獻，對當代的社會主義實踐有偉大的指導意義。
對比近70年前列寧總結一年多社會主義改革探索而得出“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的結論，和鄧小平總結中國多年社會主義改革經驗而得出的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論斷，可以看出兩位偉人的思路是何其相似相通，後者又把前者的思想大大向前推進了，進一步發揮了。鄧小平不愧為當代社會主義的第一偉人。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創建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中國過程中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運用和發展，是照耀社會主義事業擺脫困境，迎接種種挑戰，重新走向高潮的指路明燈。它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辟了唯一正確的道路，是我們在現階段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必須進一步提高認識，更加深入地學習、研究、宣傳這一整套平凡而深刻的理論和路線，把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原文發表於陝西社科院《人文雜誌》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