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建國之後，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並且沒有直接麵臨被顛覆的危險的情況下，隻要有可能，列寧就立即強調要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和平經濟建設的軌道上來，並且號召“少談些政治，多談些經濟”。第一次是1918年春天。當時德國帝國主義趁蘇維埃俄國勢單力薄，悍然對其發動了軍事進攻。蘇俄被迫簽訂了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約。列寧那時就指望獲得一個喘息時機來進行和平的經濟建設，寫了《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提出了工作重心轉移問題。但是，這一計劃很快就被國內戰爭和外來軍事幹涉所打斷。蘇維埃俄國不得不全力以赴地投入為保衛自己而進行的生死搏鬥。1920年初，蘇維埃政權對波蘭作了巨大讓步之後，列寧又指望獲得和平，再次把和平經濟建設提到了首要地位。但是由於波蘭發動進攻，重心轉移再次未獲成功。直到1920年底1921年春在俄羅斯土地上完全肅清了敵軍，終於實現了工作重心由戰爭到和平經濟建設的過渡。
按照列寧的觀點，在奪取政權和鎮壓剝削者反抗的任務大體上和基本上解決之後，黨的工作重心，就應轉到組織管理和平的經濟建設上來。蘇維埃政權建立不久，1918年3月，列寧就明確指出，“蘇維埃政權的基本原則和實質，以及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實質，是政治任務對經濟任務來說居於從屬地位。這是因為在列寧看來：”
第一，執掌政權本身並不是目的，而隻是手段，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才是目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與以往任何剝削階級領導的革命的根本區別在於，以往的革命中勞動群眾隻是完成消滅舊製度的破壞性的工作，而組織新社會的建設性工作，則由少數剝削者來完成。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不僅要完成破壞性的工作，而且主要任務是進行建設性的工作，不僅要執掌政權，更重要的是要管理好社會，發展生產，建設新生活。
第二，鞏固政權，戰勝資本主義，最終過渡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最根本的要靠發展社會化大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列寧曾說，“歸根到底，隻有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產方式，隻有用社會主義大生產代替資本主義生產和小資產階級生產，才能是戰勝資產階級所必需的力量的最大源泉，才能是這種勝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證。”又說：“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製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共產主義就是利用先進技術的、自覺自願的、聯合起來的工人所創造出來的較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
第三，在落後國家，無產階級鞏固自己的政權比較困難，但是最重要、最困難的還是把經濟搞上去。列寧說，“由於曆史進程的曲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愈落後，它由舊的資本主義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關係就愈困難。這裏除破壞任務以外，還加上一些空前困難的新任務，即組織任務”。
第四，在政權基本鞏固後，經濟建設的成就，是無產階級對國際革命發生影響的主要因素。列寧在實行新經濟政策後說過，“現在，我們是通過自己的經濟政策對國際革命發生我們的主要影響……我們一旦解決了這個任務，那我們就在國際範圍內肯定取得最終的勝利。因此，經濟建設問題對於我們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可見，列寧在看待和處理鞏固政權與發展經濟的關係問題上，是嫻熟地掌握和運用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曆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在處理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關係問題上，列寧曾經有過失誤。這主要指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直接過渡思想。前麵已經談到，所謂“戰時共產主義”體製，一方麵，它是為了在戰爭環境中集中一切必要的人力、物力、財力，為贏得戰爭、保衛紅色政權服務的戰時經濟體製。這是完全必要的，實踐證明是有很大功勞的，必須加以肯定。另一方麵，它又包含了企圖“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所謂“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是指不顧俄國生產力發展比較落後的實際，企圖直接而迅速地摧毀舊的社會經濟結構――商業、小經濟、小企業、資本主義等等，代之以新的公有化的、消滅了市場貨幣的社會經濟結構，以便“按照共產主義的原則，來組織全國產品的生產和分配”。這種離開生產力的水平急於過渡的想法和做法，違背了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帶來了不良後果，出現了農民、工人生產積極性不高等現象。列寧敏銳地傾聽人民群眾和實踐的呼聲，及時發現了問題。1921年以後，公開承認犯了錯誤，果斷決定開始實行新的經濟政策，或簡稱“新經濟政策”（耐普）。所謂“新經濟政策”，用列寧的話來說，就是：“不摧毀舊的社會經濟結構――商業、小經濟、小企業、資本主義，而是活躍商業、小企業、資本主義，審慎地逐漸掌握他們，或者說，做到有可能隻在使他們活躍起來的範圍內對它們實行國家調節”；就是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堅持大工業、現代交通運輸業、銀行、土地國有，對外貿易國家壟斷的基礎上，允許私人經濟、自由貿易發展，利用國家資本主義、私人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貿易來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列寧時期甚至明確提出了“上麵實行集中，下麵實行農民的貿易自由”和“國家調節商業”，國營企業“適應市場條件和市場上的競爭方法”等原則。與“直接過渡”的辦法相對照，列寧稱新經濟政策是一種“迂回過渡辦法”、“特殊的過渡辦法”、“改良主義式的辦法”。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就是拋棄單純從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生產關係概念出發考慮問題、安排工作的思路，回到實事求是，一切從現有比較落後的生產力的實際出發的唯物史觀的軌道上來，在堅持蘇維埃政權，堅持無產階級掌握基本經濟命脈的前提下，一切以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的恢複和發展為根本標準，把生產關係調整到與現有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程度。也就是說，把考慮問題的基點，從生產關係移到生產力上來。這是指導思想上的重要轉變。用列寧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
所謂“根本改變了”，主要是因為第一，過去對社會主義特征的看法，偏重於生產關係，即偏重於從實行生產資料公有、按勞分配、消滅商業貨幣關係、實行有計劃的生產和分配等上來看。現在則要把重心放到“文化革命”上，這既包括“純粹文化方麵”，也包括“要有相當發達的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第二，過去為達到社會主義目標而走的道路是把重心放在“政治鬥爭、革命、奪取政權”等等方麵，進行“政治變革和社會變革”，現在，是把工作的重心轉到“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上去了。第三，過去認為搞社會主義是與商業、市場、貨幣、資本主義等等無緣的，現在則認識到，當前“商業正是我們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我們居於領導地位的共產黨‘必須全力抓住的環節’，否則就建不成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關係的基礎”；掌握著國家政權和大工業等經濟命脈的無產階級，“完全有可能經過私人資本主義（更不用說國家資本主義）來促進社會主義”。所以說是“根本改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法和形式”。第四，過去認為，高度集中壟斷的國有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社會主義無非是變得有利於全體人民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而小商品生產者的合作經濟是“合作製資本主義”，是“變相的國家資本主義”。現在認識到，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大生產資料公有的條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製度，就是社會主義製度”，“在我國，單是合作社的發展就等於……社會主義的發展”，“使俄國居民充分廣泛而深入地合作化，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就是我們“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而這是社會主義理論在實踐基礎上的曆史性飛躍，具有偉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新經濟政策的實施，終於實現了列寧盼望已久的由集中全力保衛紅色政權到集中精力發展生產力，由戰時經濟體製到和平經濟建設體製的戰略性轉變。這是完全順乎列寧原先既有的正確指導思想的轉變。但是，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更重要的是實現了由“直接過渡”思想到“迂回過渡”思想，由把重心放在急於改造生產關係到把重心放在發展生產力上的指導思想的轉變，實現了對整個社會主義看法的“根本轉變”。由於這雙重性的轉變，蘇維埃俄國終於把政權、生產關係、生產力三者關係的重心從前麵二者轉移到了生產力上，結果，在短短的三四年間即醫治好了七年對外對內戰爭對國民經濟所造成的嚴重創傷，在經濟戰線上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新經濟政策數年的巨大成就，充分證明了列寧晚期寶貴思想的價值和唯物史觀的強大威力。
綜上所述，列寧至今仍不愧為遵循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領導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進行史無前例社會主義實踐的第一偉人。
（二）斯大林時期
斯大林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當然知道政權、生產關係、生產力之間的唯物辯證關係。在他擔任蘇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職務期間，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堅持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對加快建設速度，發展社會生產力也是重視的。在四麵處於資本主義勢力包圍的“孤島”中建設社會主義，特別注意鞏固無產階級政權，保持高度警惕，也是必需的，合理的。但是，在他的社會主義觀念中注意的重心一直放在保持和鞏固政權，改造所有製關係上。在列寧逝世以後，他不斷過分嚴重地估計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形勢，並且脫離本國生產力發展的客觀實際，終於把在列寧領導下實現了的重心轉移，又倒轉回去，重新把重心放到了政權和所有製關係上。對所有製的改造，他實際上又回到了列寧晚期拋棄了的不顧生產力發展水平而實行“直接過渡”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