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先定論”對獲取財富的鼓勵與約翰·加爾文的新教道德觀
受路德宗教改革運動的影響，在瑞士發生了以約翰·加爾文為領導的宗教改革運動，其思想影響了幾乎整個歐洲。加爾文宗教改革學說的理論基礎是“先定論”。加爾文同意路德的信仰得救的主張，反對盲目信仰基督教，但他比路德更激進，提出了“先定論”的神學主張。加爾文認為上帝已經預先把一些人定為“選民”，另一些人為“棄民”，“選民”的事業必能成功，最後還能得救永生，“棄民”則注定要失敗，最後命運是死亡。判斷是否是上帝的“選民”的標準是是否能夠發財致富，能夠發財致富者說明是選民，貧困潦倒者說明是“棄民”。這樣，加爾文的新教觀實際上就是在路德的解放個人之外，又鼓勵社會實踐，鼓勵生存競爭，並賦予競爭中的成功者以上帝“選民”的精神頭銜，從而非常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加爾文教在西歐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地區獲得廣泛的傳播，影響很大，對此恩格斯評論說：“當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國已經蛻化並把德國引向滅亡的時候，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卻成了日內瓦、荷蘭和蘇格蘭共和黨人的旗幟，使荷蘭擺脫了西班牙和德意誌帝國的統治，並為英國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外衣。”加爾文的宗教觀在觀念上鼓勵人們去努力競爭並力求成功，以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而一旦在競爭中失敗，也非因個人行為之原因，乃上帝安排之命運。這樣人們就可以完全投入競爭而少有顧忌。通過這種觀念，加爾文幾乎將基督徒完全世俗化了：信仰上帝的修行和聖禮都已不重要，因為無論如何上帝事先已經“預定”，個人信仰上帝的行為也無法改變這種預定的現實，而可以窺見自己在上帝那裏的位置一些端倪的方法就是努力去競爭，看最終的成敗。而事實上，由於成敗難以一時而論，加爾文的宗教觀就是鼓勵人們不斷地投入競爭，即使遭遇失敗也要繼續爭取成功。這種行為方式，正是資本主義競爭的典型方式，加爾文的宗教觀無疑為這種行為方式奠定了堅實的道德基礎。
宗教改革的思想繼續擴展，瑞士也發生了宗教改革運動，並進而蔓延到蘇格蘭、尼德蘭、瑞典、丹麥與挪威、冰島等地，並對斯拉夫地區以及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宗教改革思想的擴展還推動了16世紀英國的宗教改革運動。在英國宗教改革運動的發展過程中，加爾文主義者發起了清教運動，要求在教會製度、教義、儀式等方麵徹底清除羅馬基督教的成分，建立選舉製和共和製的加爾文教製度。清教運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人們趨向清教徒“就像羅馬教皇即位時大家朝聖一樣地川流不息……”而在觀念上，清教運動領袖人物之一的布朗提出，“個人與上帝的直接聯係是真正的宗教的基礎，自由、平等是真正的宗教精神，《聖經》是教會的唯一法律，民主共和製度是教會組織的神聖形式。”清教運動提出的這種宗教觀念推動了自由、平等、民主等觀念的傳播。
（三）宗教改革運動對近代民法道德觀念形成的意義
宗教改革運動對中世紀人們的影響是巨大的。“中世紀的倫理生活因改教運動而全部改變，在上帝麵前認為最高尚的不再是厭世主義的生活，乃是忠於自己在世的職務借以服侍上帝與人群。”而路德的倫理觀是“從強烈的注重倫理和宗教熱誠轉變到有活力的信仰生活，從一個熱情、機械、死守的舊式倫理觀飛躍到成熟、活潑、充滿生命力的新型倫理觀。”路德給出了財富正當性的說明：“基督徒若要給人，他就必須首先要有。自己若是沒有，也就不可能給予別人。且基督徒若要在明天、後天或明年給人，所以就不可能盡在今天給人了”，從而提出了尊重個人財產的觀念。對個人財產，加爾文認為，“一個人所享有的財產，不是出於偶然，乃是由最高之主的分配”，從而也給個人財產披上了宗教的合理外衣。這樣，世俗的工作和財富的正當性均在宗教上得以肯定，而“當工作和財富本身得到宗教的核準時，它們就具有超驗的正當性。”這種“超驗的正當性”將不僅對追求財富和世俗工作給予極大地推動，從而恢複和建立民法得以存在的基礎，而且也為工作和財富、尤其是財富罩上了神聖的光環，為後來“所有權絕對”“所有權神聖”觀念的形成奠定了道德基礎。另外，路德主張在上帝麵前每個教徒是平等的，加爾文更宣稱，要“完全顛覆教皇製”，反對羅馬基督教的“神品階級”或教階製，主張廢除教皇和主教製，使教會共和製度化，並提出教職人員選舉產生的主張。這種思想對平等觀念的發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通過宗教改革運動宣傳的“人由神創造、由基督拯救、因而在神麵前的人是平等的說教，確立了人類尊嚴思想，是基督教給西歐乃至更廣闊地給世界帶來的貢獻，它構成了中世紀以後西歐人類觀的基本哲學。”恩格斯指出“創造……‘自由’而‘平等’的人們，正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最主要的任務之一。雖然這在最初不過是半自覺地發生的，並且穿上了宗教的外衣，但是自路德和加爾文的宗教改革以來，就牢固地確立了一個原則，即一個人隻有在他握有意誌的完全自由去行動時，他才能對他的這些行為負完全的責任，而對於任何強迫人從事不道德行為的做法進行了反抗，乃是道德上的義務。”於是，通過宗教改革運動，尊重個人財產和人人平等不再隻是世俗的觀念，而是具有神聖性的宗教道德觀念，在世俗的理性思考之外獲得了宗教賦予的“超驗的正當性”，從而為其在更加廣泛的範圍內獲得接受並最終成為近代民法重要的道德基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宗教改革運動為西歐、甚至世界留下了豐富的寶貴財富。這些財富首先哺育了歐洲，在歐洲，“可以看到，凡是宗教改革深入的地方，產生過重大作用的地方，不論其成敗如何，都留下了一個總的、顯要的、恒久的結果，即思想的活動和自由邁出了大步，向著人類心靈的解放前進”。這種宗教改革帶來的自由和解放，在改變人們道德觀念的同時，也必然極大地影響人們的行為，因為“各種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們為基礎的關於責任的倫理觀念……一直都對行為發生著至關重要的和決定性的影響”。而這種對道德觀念和行為的影響首先促發了歐洲的啟蒙運動以及作為啟蒙運動直接結果的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為未來歐洲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奠定了思想道德基礎，進而通過歐洲，將自由、平等和人的尊嚴的思想道德觀念傳遍世界，成為近現代世界不斷走向文明的巨大動力。
五、啟蒙運動與新道德觀正當化的完成
（一）啟蒙運動的發展及其主要思想
“啟蒙運動發源於英國，鼎盛於18世紀的法國，波及西歐各國，是席卷歐洲的一場政治思想運動，是人類曆史前進過程中的一座豐碑。在這座豐碑上，潛印著文藝複興的絢麗畫卷，銘刻著洛克、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愛爾維修、霍爾巴赫、歌德等一代啟蒙巨人的豐功偉績，展示著高揚理性精神、鞭撻宗教神學、批判封建製度、創建‘理性之國’的時代風采”。啟蒙運動實質上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對文藝複興運動的延續，是人文主義精神的繼續宏揚，但其表現形式與文藝複興有重大不同，表現在其政治革命的特點更加明顯，直接為資產階級建立政權做輿論準備。
在這場運動中，法國成為啟蒙運動的主戰場。首先是培爾對經院哲學和17世紀思辨形而上學的批判，“他頌揚人的理性，認為理性所不能理解的東西是荒謬的，而荒謬性正是宗教神秘主義的本質，因此理性和信仰有如水火不相容”，從而打擊了宗教製度。之後是以伏爾泰和孟德斯鳩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對宗教神學和封建專製製度的批判，而狄德羅、愛爾維修和盧梭等人資產階級革命理論和政治方案的提出把這一運動推向高潮。最後與法國大革命相吻合，啟蒙思想家孔多塞提出的“崇尚理性，認為改善理性即可促使社會進步”，並從維護財產私有製和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出發，認為資本主義製度是符合理性的、“自然的”製度的觀點。在這裏，孔多塞在理性主義的旗幟下，實質上是通過“將人性歸結為自然性，並從中尋找為人的利己行為和自私行為進行辯護的道德基礎。”在啟蒙思想家之間，雖然存在分歧，“但總的目標是一致的，基本思想的內容是統一的，那就是崇尚理性作用，重視科學知識，批判宗教神學，掃蕩封建意識，宣揚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和法製，改變舊製度，建立新體製”。
（二）新道德觀正當化的完成——啟蒙運動的意義
18世紀的啟蒙運動，極大地推動了歐洲文明的發展。初創於文藝複興的近代精神文明在啟蒙運動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通過肯定“經濟—人性—物質生活領域的道德價值，從而將市民社會總體倫理精神旨趣由教會專製主義和君主專製主義下傳統封建道德視為不正當的狀況中解放出來”，為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發展掃清了障礙，並為自由、平等、民主為標誌的資本主義製度文明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中世紀以非理性主義為特征，認為信仰占首要地位，“信仰以便理解”，而在啟蒙運動中要求理性為信仰服務的觀念受到了滌蕩，理性的權威得以確定。用理性來判斷一切，以建立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性王國”作為奮鬥和追求的目標。事實上，理性批判精神已經成為一麵革命的旗幟和一種前進的動力，“當18世紀想用一個詞來表述這種力量的特征時，就稱之為‘理性’。‘理性’成了18世紀的彙聚點和中心，它表達了該世紀所追求並為之奮鬥的一切，表達了該世紀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啟蒙運動把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以來的觀念變更運動進一步推向了深入。啟蒙運動“旨在通過對傳統的宗教、政治、法律和文化權威進行理性的批判檢討而使個人擺脫中世紀的束縛，並且從其理性出發，恢複和重建世界觀。”在理性主義的旗幟之下，個人自由，人人平等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理性主義作為一種啟蒙精神意味著從道德方麵“肯定個體的人的存在權利和人的自由，主張在現世中追求人格的完美”，從曆史方麵，“主張人是世界的主人”，從而中世紀封建社會對神的迷信得以在一定程度破除，封建社會的等級製度已經在觀念上被完全擊碎。同時，在啟蒙運動者那裏，“個人欲望的滿足被提高到作為倫理功能的價值標準”，新的關於財富的觀念取得了正當性。
通過啟蒙運動，從文藝複興以來萌芽、發展的崇尚理性主義之下的自由平等、崇尚財富和世俗生活的新道德觀進一步被廣泛接受，在思想上完成了其正當化的全部過程，剩下的隻是通過資產階級革命建立資產階級政權以便最終獲得政治上的認可，成為官方的政治道德了。近代資產階級政治國家“從封建君主製國家中產生出來的基本前提是市民道德在整個社會倫理的評價體係中合法性地位的取得”，而啟蒙運動承擔並完成的即是新道德觀正當化的曆史使命。這種經由啟蒙運動最終完成正當化的未來官方政治道德，也必將成為未來政權以民法為典型代表的新法律製度的正當性基礎。而在現實中，由於“啟蒙運動確立的信念，使人相信法律可以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這種理性的動機導致了法律變革，導致了理性與民法傳統結盟”，從而推動了法典編纂意識的產生。“其設想是以一部自覺設計的、理性的和構造清晰、全麵豐富的立法成果來取代源於曆史的、零散紛亂和漫無頭緒的法律。”這樣，一個以法典的編纂彰顯理性主義並確認新的資產階級的道德觀念和未來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的法典編纂時代已經露出了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