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年（1955），村裏有一部分人加入了合作社，入社的最初隻有二十一戶人家。那年天旱得特別厲害，從春到夏一滴雨未滴，地種不下去。周邊不少村的人趕著牲畜去了口外，我們村也有些人走了，隻有入社的農戶沒走。村裏第一任農業社長是原來的民兵連長王儒，他帶著入社的農民抗旱，硬是把地種下了。老天一直不下雨，老漢們到廟裏祈雨，每戶出一個男人住到廟裏，給龍王爺敬香叩頭，打一鍾燒一爐香叩一頭，一直到六月二十四下了雨為止。下了雨，答謝龍王爺，從口外偷來一隻羊，敬過香後又給人家送去了。雨後，農業社的人們忙開了，缺苗的補種，沒種下的種上了小日期的穀黍、蕎麥。不知為啥，那一年收成反而特別好，除了留足了子種、飼料，餘下的全部分到戶裏。秋後一算賬，入社的比單幹的要打得糧食多。
第二年，也就是五六年（1956），又成立了高級社，農戶全部加入進來了。這以後就是集體化道路。五八年（1958），撤銷鄉政府，成立人民公社，家家戶戶把財產全部獻給集體，吃大食堂。當時村裏有兩個食堂，後來分成四個，吃飯時社員們都在一起。那年糧食大豐收，支部書記趙國斌帶著五尺高的蓧麥繡，結五個棒子的玉米繡，去縣裏開勞模大會，領回一麵獎旗。這一年正是大躍進，男人們到二鋪、大新窯煉鐵，在家的女人一部分收獲莊稼，一部分到東昌峪深翻土地。到了夜裏，還把土塊壘起來用火燒，叫熏肥。那年因為糧食大豐收，社員吃食堂飯不受控製，管飽吃。過新年了，全村人大坐席，殺了三頭牛，四口豬，八隻羊，喝的是本村酒坊釀的山藥酒，還有當時流行的“雁門白”。兩種酒一摻和，多數人都喝多了，唱的唱，跳的跳，笑的笑，好不熱鬧，紅火了一年，也算把光景踢騰完了。
以後就是六零年（1960）的大饑荒。
老劉講到這裏，女主人已第三次催我們吃飯了。飯菜早端到了炕桌上，很簡單，大燴菜，蓧麵餅子，爛醃菜，小米稀飯，這都是做前說好的。老劉笑笑，說不說了，先吃飯。女主人搖搖頭對我說，他就這樣，一來個客人，就嘮叨這些老萬古的事。老劉拿上一瓶酒，勸我和朋友喝點，喝了好睡覺。他隻喝了一小杯，說年紀大了，不敢多喝。飯間又聊起了村子裏早年的事。他說不瞞你們，近些年的事我都記不住了，早年的事反倒越來越清楚了。
我想，這可能是那些年的事對他刺激太大，深深地嵌進了記憶。後來聽朋友說，八十年代初，老劉外甥女一家被村裏的仇人滅了門。對方兩個兄弟，一個是光棍，殺人後由他頂了罪。聽了，我心裏不由一疼，感歎老劉所經曆過的苦難，生在戰亂年代，幼年喪父，中年又經曆了那樣的痛苦。但一路風風雨雨他都挺過來了，講述過去時他的語調那麼平淡，·幾乎看不出悲和喜。人，或許隻有經曆了大的磨難，才會看透看淡一切的。他這麼費心整理自己的村莊記憶，可能就是想讓後代記住曾經發生在這裏的一切吧。多少年後，小小的口子上，或許會像那些已經消失了的村子一樣，也會從地圖上抹去，這是村莊的後代無力抗拒的，但他們總該記住自己的生身之地，搞清自己是從哪裏來的吧？
老劉一個兒子三個女兒，先後都考上了大學，兒子還是碩士，在廣州工作。那麵剛剛修起的文化牆，將要刻上兒子撰寫的村莊賦。提及這件事時，老劉沒顯出多少得意，若不是朋友提起，他可能不會說出來的。他說，修這個文化牆，村裏人都挺樂意，捐幾十塊錢的有，捐幾千塊的也有。學校塌了鍋，這事就沒法彌補了，現在人們想弄個文化牆，是好事啊。這幾年他老在想，村裏若是再沒點文化氣息，任著衰敗下去，口子上還是口子上嗎？畢竟，這村子早年出過一個秀才，八九十年代考出去十幾個大學生啊。
後來朋友對我說，這麼多年，老劉為村裏做了不少事，可做過也就做過了，從不掛在嘴上。誰家有困難，他知道了，總會去幫一把，借點錢或者出個力。誰家的紅白喜事，隻要請他去當總管，他總是盡心竭力，幫著把事辦好。村裏的一些公益活動，他都是積極的參與者與推動者。這一切。使得他很受村民尊重，在村裏幾乎說一不二。你看他身單力薄的，為啥這麼受人尊重？朋友總結說，他這點威信是多少年積累下的。我心說，他就是這個時代的鄉賢了。吃過飯，又聊了一個來小時，我看出老劉有些累了，都開始歪著腦袋打瞌睡了，便催他去休息。他笑了笑，說那好，睡就睡吧，你們也早點睡。女主人將炕上的鋪蓋搬到了西窯，給我們換上了兒女們過年過節回來時用的行李？我和朋友都有些不好意思，說你們老了，西窯也沒燒火，還是我們過去吧。老劉攔住了我倆，我們沒事，你們跑了一路，睡個暖炕能歇緩好。過了一會兒，女主人提進一個尿桶，說夜裏就別出去了，會受涼的。尿桶也是我熟悉的。這窯洞裏的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以至於第二天早起，吃過兩碗熱騰騰的蓧麵貓耳朵上路時，我對那久違的場景仍戀戀不舍。
那一晚，我和朋友早早就睡下了。外麵淅淅瀝瀝的雨滴，擊打著苫在玉米堆上的塑料布，嘀，嗒，嘀，嗒，嘀，嗒。忽然聽到了手機的聲音，很響，我以為是朋友的，朋友說不是，拉亮燈一看，真的不是。驀地記起了老劉吊在窗戶上的手機。我剛起身摘下它，女主人便從西窯奔了過來，肯定是聽到了這熟悉的鈴聲。她對我們笑笑，說一準是兒子打來的，接過去拿著走了。
口子上的夜晚好安靜。
窗外秋雨嘀嗒，火炕的溫熱絲絲縷縷地遊進了我的身體，驅走了疲憊和寒涼。沒有電視的聒噪，沒有新媒體的幹擾，也免去了洗澡，甚至來不及想想兒時住窯洞的事，便沉入了夢鄉。這是我這一年睡得最早也最踏實的一個夜晚——難道僅僅是因為回到了鄉下的窯洞？二十六南街村的減法時間：2014年II月9日地點：朔城區南街村
這是一個典型的城中村。
盡管心裏早有準備，但真正進入之後，仍然覺得它不是我想象的樣子。一切都和整個城市融為一體，想要在街上找到一輛拉玉米的馬車或一個扛鋤頭的農人，怕是隻能靠想象去穿越到過去的年代了。早先的土地上長出的不再是玉米，而是現代城市的各種附件，如學校，公司，酒店，醫院，超市，蔬菜批發市場，等等。村民們一出家門，便可搭乘公交車，去往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任何一個村莊的變化都不是突如其來的，南街村也不例外。
從一個主產糧菜的近郊農村，成為一個被城市徹底吞沒的城中村，需要多久？對南街村來說，這個時間是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前，亦即1988年。資料載，是年3月24日，國務院批準撤銷朔縣、平魯縣，設立朔州市和朔州市朔城區、平魯區，將雁北地區的山陰縣劃歸朔州市管轄。1993年6月25日，國務院批準撤銷雁北地區，又將原雁北地區管轄的懷仁、右玉、應縣三縣劃歸朔州市管轄。這大概便是南街村開始城市化的時間和背景吧。
正因為如此，1988年才會深刻在這個村莊原住戶的心中。在朔城區南城街道辦事處的會議室裏，幾個接受采訪的村民不約而同地對我提起了這個年份。從這一年起，他們手中的耕地因城市擴建開始不斷被征用。我注意到，提及別的年月時，他們可能會因記不起而搔著頭努力回想一下，說出來的時間也比較含糊，但這一年他們幾乎是脫口而出。
這一年，我正在距朔縣二百裏開外的一所高中教書，對朔縣由縣變區，不是太關心，但也不是很冷漠。因為三年前，我便是從設在那裏的雁北朔縣師範學校畢業的。學校在朔縣城南四公裏之處的一個叫新安莊的村子。在那裏就讀的三年，每逢禮拜天，我和幾個同學常常結伴去朔縣城買東西，其實也沒啥可買的，主要是給自己找個借口去逛逛吧。當時的朔縣城，最繁華的也就那條東西向的老街，街道狹窄，兩麵的店鋪雖是一家挨著一家，賣的也不過個針頭線腦，充其量一個小縣城而已。但現在，三十年過去，從前的朔縣城，其功能已發生變化，成為一個供人旅遊參觀的老城了。而新興的朔州市區正日漸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城市，用當地一位文聯主席的話說，“我們朔州也開始堵車哩”。堵車，大概是用來形容一個城市規模之大之雍腫的一個最平常的詞彙了。
三個被采訪的村民是：
盧勇，七十四歲，南街村原村會計，戴一副老花鏡，麵容舒展，性情樂觀，喜歡說話；吳國斌，七十七歲，麵容黑瘦，沉默寡言；王子勝，四十四歲，村民兵連長，運輸戶，紅臉膛，微胖。
昨天我在平魯區口子上村采訪並留宿於老劉家中，早晨起來時還下著雨，車開得很慢，到達朔州市區已是上午10時了。原來的想法是，先去村民家中看一看，順便跟他們聊聊這些年的生活變化。但途中，幫我聯係此事的朔州朋友打電話說，正好上午有幾個村民到南城街道辦事處開“兩委”換屆動員會——按規定，從今年10月到明年1月，山西省村黨組織和第十屆村民委員會集中進行換屆。朋友的意思是，不妨就在那裏采訪。於是就改變了原來的計劃，直接趕到了南城街道辦事處。上了辦公大樓，盧勇他們幾個剛好散會，便去會議室和他們聊了起來。
我問，村裏現在還有多少耕地？你們手裏有地嗎？
喜歡說話的盧勇先開了腔，村裏還剩九十六畝耕地，我早沒了地。
我說，這點地種菜？
盧勇說，種菜種玉米。
我說，看來您真成了市民，啥時起不種地的？
盧勇便笑，然後說起了自己的身世，村裏這些年的變遷。
我父親是個修鞋的，對，修鞋匠，打小就記得他每天進城擺攤釘鞋、修鞋，也在家裏做點營生。我父親不會種地，我也種不了。你別笑，過去填表格，我的簡曆很簡單，兩行八個字：從小上學，回村務農。我年輕時上學，畢業後進城當了幾年工人，不想趕上了“六二壓”，背行李回了村。這就是命吧，農人的命。因為念過幾天書，回來後，人家讓我當了村會計。
我們南街村有些曆史了，到底哪一年有的，還真說不上來。反正早些年，城裏也有我們村的地，比如東花園，西花園。我記著東花園後來是讓農校占了。離著城市近，城市越發展，我們村越給擠得小，就好比是做算術題，做加減法，城市越加越大，我們村越減越小。原來幾千畝耕地，現在就剩九十六畝了；原來都是農民，現在就剩幾戶種地的了。尤其最近這幾年，一年一個樣兒，變得我真有些不敢認了。有時候，看著街上的樓房，心裏直犯嘀咕，這還是我們村嗎？肯定不是啦。雖說還叫南街村，可早不是原先的南街村了。早些年我們村歸鄉，歸鎮管，如今歸街道辦事處管。八二年（1982）分地那會兒，我們村才四百來口人，後來十幾年又遷來不少，不過遷來了也沒地，還是原來的老住戶有。最近這四五年搞開發，蓋起了好多樓，人多得都數過不來了，可我就不認識幾個。我打交道的，還是從前我們村那些人。
我們這會兒坐的這個地方，挺氣派的會議室，一零年（2010）上半年這裏還種著莊稼，門前這條路土灰灰的，一下雨就走不了。到了下半年開發，蓋樓房修路，現在你也看了，都是樓房，還有個村莊的樣兒嗎？當時我有塊地也在這裏，現在長出的都是直豎豎的電線杆，路燈，樓房，能見到一棵莊稼嗎？就這年，我家最後那點地也給占了，手裏再沒一點地了。現在雖說住在城市，可我的身份還是農民，標標準準的農民。（您現在可以好好養老了。）養老？我坐不住，現在給信用社搞代儲，一萬塊提三十塊，攬得業務越多掙得越多。我當了多年會計，說記賬打算盤我懂，說種地不是很在行。跟那些正經莊戶人沒法比。
（您當時有多少地？都哪一年征走的？）
我家一共十二畝地，自留地和產量地全有了，分兩次被征，八八年（1988）一次，一零年（2010）一次。這十二畝地，有我父親、母親名下的，也有兩個兒子的份，都是八二年（1982）分的。頭一次占了六畝，一畝給五百五十塊（補償費）。第二次，剩下的六畝也沒了，一畝給九萬五千塊（補償費）。我的地是一半價錢高，一半價錢低。像有的戶家，是一一年（2011）占的，一畝給十一萬五，價錢更高。從八八年起，一年比一年價高，五百五，四千，二萬，二萬七千三，五萬，八萬五，九萬五，十一萬五，總共八個檔次。
（您總共拿到多少錢？）
六十萬吧。
（錢都哪去了？攢著，還是給兒女們分了？）
哪攢得住（笑），去年在北京上班的大孫子結婚，花二百多萬買房，我拿出一百萬。
（您不會種地，當時那些地是不是挺願意被征的？）
願意。八八年第一次占地，當時給得少，不過那時候錢也值錢。（王子勝插話說，當時一袋白麵，最好的也才八九塊錢。）一下子給三五千塊錢，那是不小的一筆收入。那幾年種地不劃算，當時一斤玉米是一毛七八，一毛二三，就這也不好賣，到了糧站水分高了低了的盡毛病，拉回來再曬，曬了再拉去賣，還得看人家頭臉，得說好話、托關係、走後門。當時我家也沒掇弄牲畜，沒牛犋，種那點地隻能請村裏人幫工，因為當了個會計，還有點人脈，人家也樂意幫。我喜歡喝二兩燒酒，受完後，把幫工的請到家裏喝酒。那些年，人們對吃吃喝喝還能看在眼裏，吃頓飯喝點酒就頂了工錢，又是打酒又是割肉的，算下來花銷也不少。當時就這麼個狀況，土麵征地，我當然願意了。
（這時，坐在盧勇旁邊的吳國斌也開了腔，他說，那時人們思想還不像現在這麼複雜，相比較，地也好征。我是捎帶著種。我原先當工人，我老婆是農戶，家裏分了七畝地。後來兒子大了，想接班，我就讓他接了，他成了非農戶，我換成了農業戶。那時政策還允許換戶。八八年，我家七畝地都在征的範圍，一次都征走了。說實話，當時那點地真的不咋想種，一斤玉米一毛七八分錢，除了投入，又能落幾個？當時國家還給幾個錢，就是不給錢說征也得征，說到底，地是集體的，不是咱自個的。）
外麵人都說，我們村人命好，運氣好，板板兒坐在家好事就來了，國家大把大把地給錢，肥得流油。這幾年搞城市改造，有的戶家房子也得拆遷，折算下來能拿到二三百萬。可是，錢到了手，還得算計著怎麼花。我們村多數人家過得還行。不過也有過不好的，拿了點占地款不知咋花，燒包得不知天高地厚了。一零年（2010）占地，我們村的李茂財，四個兒子，總共拿到一百萬，弟兄四個一人一股，一股二十萬。他家老三輸耍不成器，拿上那二十萬，打麻將喝燒酒，賭博，沒幾天就霍撒完了。耍麻將輸錢也容易，擱兩個牛，一後晌輸也輸個三五千，贏也能贏個三五千。好好的光景哪吃住這麼踢騰？錢沒了，老婆孩子還等著吃飯，他沒辦法，最後跟上他哥去陽泉打工去了。
（他多大了？村裏像他這樣的戶數多嗎？）
不到五十歲。像他這樣的戶數不多，他算出名的。其實地征走了，是好事也是壞事，原先有那點地，是個吃飯的碗，你要勤快點，好歹能養個家。這幾年國家給農村的優惠政策多，除了種地不打稅，還給補貼，守住那點地，就算守住了飯碗。沒了地，征走了，是拿到一些錢，可你要不會盤算的話，手裏有錢那也捏的是死錢，頭腦再不精明些，一衝動賭了，霍撒了，以後的日子就沒了保證。我們村有一部分人挺會盤算，攥著那點錢不敢瞎花，開個飯店旅店啥的，也有些人養機械搞運輸，光景過得就好。
（說到這裏，盧勇指著年輕的王子勝說，他家的地占了後，他就靠養機械過活，也不錯。王子勝接過話頭說，分地那年我十歲。農業社時，我父親給隊裏趕馬車，那年分地，我家分了十五六畝，作價買了掛馬車。我對土地一直沒啥感情，那點地都是我父母種，每到禮拜天，一聽我父親讓我跟著下地幹活就撓頭。我家地跟前有個廠子，地分下沒幾年就給廠子占了，當時一畝也隻給五百來塊，這幾年也蓋了樓房。我後來沒考上學，用占地錢買了輛挖掘機，做工程，這幾年發展得還算好。）
村子裏像他這樣的還是多。你會盤算，日子就過得好，不會盤算，又饞又懶，那就甭盤算往好過了。
（地都征走了，那將來人老了，不行了，又往哪裏埋？現在還都是土葬吧？）
都是土葬。我家祖墳先後遷了三次。原來在東關，學大寨時占了，大隊又給另外劃塊地。後來占地，又遷到了村西。前幾年連村西的地也占了，又遷到了高莊，在山上，離我們村有二十來裏地。遷墳的事都是自己解決。說要占了，給你多少錢，一次結清，剩下的事就是你的了。（王子勝插話說，我家墳地也遷了幾回，現在也在高莊，上了山。）我們村人的墳地倒三四次的再平常不過了，死人也不安生。
因為時間都過了中午12時，吳國斌家裏還有事，站起來打招呼說先走了。我跟他道別，又對盧勇說，能不能去您家看看？盧勇說，當然行啊。下了街道辦事處的樓，我們邀盧勇一起坐車，他說來時騎了輛自行車，你們先走，我一會兒就回去了。王子勝開著自己的車跟我們一起走。
幾分鍾後便到了盧勇的門前。
這是一處臨街的四合院，門前車來人往，好不熱鬧。
王子勝對我們說，老漢騎得慢，可能還沒回來。我看了看，他這院子，有一間房子朝外開著門，已經租出去做了店鋪，上麵的牌子上寫著“李強農機配件”、“鐵牛配件”。王子勝敲了敲門，裏麵沒人應，他便從一個小孔裏探進手去，從裏麵把門撥開了。一看這架勢，就知道他平時經常和這家人來往，熟悉。剛開了門，出來一個老太太，認出是王子勝，哈哈一笑，說裏麵開著電視，沒聽見。正說著盧勇也推著自行車回來了。
進了院子，看到裏麵幾乎都蓋了房，臨街處還起了棟小二樓，與租出去做了農機配件門市部的房子相鄰，空間能利用的幾乎都利用上了。盧勇告訴我，這都是兒子們折騰的，租出去收點房錢。現在，他老倆口住的房子，隻有靠院門的一小間。我進去看了看，一條大炕占了房間的一半，說不出的憋促。盧勇自嘲地說，我這屋子功能齊全，客廳、臥室、廚房、衛生間都在一起。說完笑了起來。
稍站了一會兒，又由他帶著去看村裏剩下的那點地。
幾分鍾後，在離盧勇家約一公裏處的大橋前，車停下了。盧勇從車上下來，站在橋邊向我比劃他們村的地。他指著橋南一塊地說，看到了嗎，種玉米的那塊，那是我們村的，過去叫南大斜，還有幾十畝。又轉過身，指著橋北一塊地說，那也是我們村的，又指著東北方向的幾棟小二樓說，那也是我們村的地，個人瞎折騰，在自留地裏起了幾棟樓，給攔住了，好像還沒解決。
告別老人，我在車上打開手機百度了一下，馬上跳出了一連串關於南街村的搜索結果。我瀏覽了一篇《特色發展塑亮點魅力南街入畫來》的綜合報道，並從中摘錄幾段，作為這個采訪的結尾——
南街村位於朔城區南城街道辦事處西南部，轄區麵積0.8平方公裏，現有耕地1 00畝。全村現有農戶789戶，人口2080人。
近年來，南街村配合上級政府先後完成了恢河北岸、南垣街西延線等房屋和土地4個片區的征收任務，共涉及拆遷戶1300多戶，建築麵積26萬平方米，土地900多畝。在拆遷征地工作中……讓村民知情，邀村民參與，請村民監督，使黨風廉政建設滲透到拆遷征地工作的每一個環節，實現了科學拆遷、和諧拆遷、依法拆遷。同時，利用獨特的區位優勢和地理環境進行招商引資，於2011年引進了山西聚力環保有限責任公司落戶南街村，不僅可以為村集體增加收入，而且按照合同規定，優先安置南街村剩餘勞動力，現在已培訓30多名並安置上崗工作。此外，村“兩委”還積極引導失地農民利用手中的閑散資金，大力發展運輸、養殖、餐飲、房屋租賃等第三產業，為失地農民尋求發展出路，充分利用區位資源優勢帶動全村經濟快速發展，促進農民增收。2013年，該村繼續加快“城中村”改造步伐，全力推進育新街、紫金街道路拓寬改造工程。通過積極溝通，與北京華聯購物中心簽約2 500萬元入股項目，為壯大村集體經濟注入了生機與活力，為建設宜居、和諧、幸福新南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近年來，該村共投資593萬元，硬化主幹街巷12公裏，並對村內主要街道實施了亮化、綠化、美化工程，村容村貌得以極大改觀和提升。為改善村民的居住環境，該村累計投資5800萬元，於2008年建設新農村示範住宅20000平方米，以最低的安置價讓利給村民，使1 96戶村民喜遷新居：2009年，興建村民住宅6500平方米，安置村民60戶；2013年，以村集體經濟補貼的方式為村民分發住宅樓居200套……使村民的人居環境實現了質的飛躍。
為豐富村民群眾的文化生活，該村全麵發展鄉村文化事業，購置了音響、樂器、演藝服裝等文化用品，讓村民積極參與健康向上的文娛活動，營建出了歡樂和諧、穩健發展的良好精神風貌。早在2012年村集體經濟總收入就達6890萬元，村民人均純收入達10800元，幸福祥和的笑容洋溢在每一個村民的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