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徐說他們徐家來得要晚一些，是1937年來的。爺爺死了後，奶奶給他立了塊碑，碑文清清楚楚記載著他們來到上莊的時間。那一年，黃河決口，水淹了清豐的許多村莊，爺爺聽說本村有戶人家逃到了這個地方，便也帶著全家來了。當時他父親和叔叔，一個六歲，一個四歲，是爺爺用擔子擔來的，一隻筐裏一個。來到上莊，也是在土崖壁上打窯，靠山穿個洞洞，再用樹枝柴草遮住洞口，這就有了個窩。再後來，稍稍緩過些氣力，再把小窯往大裏一镟，安上門窗，也就像模像樣了。又過了一些年頭，家裏鬧騰得有了點積蓄，父親和叔叔也長大了，爺爺帶著他們又打了幾眼土窯，住得明顯寬敞了，雖說光景過得很平淡，但作為逃荒人，已經很滿足了。
老徐說，過去，這可是個重義氣的村莊。都是逃荒人，又都是清一色的清豐、內黃人，從前生存於一個地域的鄉緣，逃荒路上結下的患難情緣，使得村人相互間有情有義。在村莊的草創期，誰家遇上了難事，肯定會有人幫著出主意想辦法。誰家打窯了，肯定會有另外幾家人過來幫著刨幾钁子，擔幾筐土。誰家煙囪不冒煙了，斷炊了，肯定會有人送來一碗米，半碗菜。比如他們徐家，在崖壁下打窯，在野外開荒，都得到過村裏人的幫助。窯洞打成後，有人還拿著禮品過來慶賀，叫“暖新窯”，至今村裏還有這個禮俗。爺爺是個重情義的人，一直到死，都沒忘那些早年接濟過他們的人，並希望子孫後代都記住那些名字。後來，經曆了一次次政治運動，村裏人相互間有了提防，有了距離，每個人心裏似乎都生出了一個硬硬的殼。土地承包之後，村裏人解決了溫飽問題，兜裏也有了幾個零花錢。但隨之而來的是，人們對錢財看得重了，人情味越來越寡淡。不少人學會了打麻將，一有閑暇就聚在一起嘩啦嘩啦搓幾圈，牌桌上，可以因為幾毛錢吵翻天，撕破臉麵。與過去相比，人們變得越來越實際了。
過去，上莊人說的都是河南清豐話、內黃話，共同的鄉音，共同的生活習俗，維係著他們與老家故土的血緣聯係。隨著時光的推移，村裏人不再水土不服，也娶隰縣本土人做媳婦，口音變得越來越雜，河南話與山西話混著說。有的人家，兒子操的是河南腔，兒媳婦說的是山西話，南腔北調，好不熱鬧。話音變了，人心也變了。
走著，老徐從往事裏掙出來，指著崖坡上掛著的一處舊窯院說，過去晉西南省委就住在那裏，用不用看看去？
我點點頭，走，上去看看。
昨晚，朋友就對我提起過這處遺址，這段曆史。這也是促成我來上莊村的一個原因。
七七事變之後，日寇大舉入侵，本來安穩下來的上莊人又一次被拋入了血雨腥風之中。時任隰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的彭若濤後來在他的回憶錄裏寫道：“這個村莊約有三十四戶人家。是通往蒲縣的關隘要道，過去很是熱鬧，這時街道上家家關門閉戶，寂無一人……半夜耳邊傳來陣陣狼嚎，和著風雨聲，混雜在一起，更覺淒涼。”然而，就是這個偏僻一隅的村莊，卻演繹了一幕可歌可泣、精彩紛呈的抗戰大劇。1939年7月，“晉西事變”前夜，中共晉西南（山西）省委，轉戰進入上莊，這裏就成為抗戰鬥爭的焦點。省委運籌帷幄，決戰千裏，抗日烽火燎原呂梁山南北，並迅速向整個華北推進，形成了敵後遊擊戰的新格局。
老徐帶著我往上爬。
這是崖坡上一條塞滿了雜草的山道，有的地段因為陡峭，需要手腳並用。我由不得有些感歎，那些過去住在上麵的人家，每天就是這樣爬上爬下的。他們從這條道上擔水，又從這條道上搬東西，運糧食。生存條件竟是如此艱苦！
據老徐介紹，這裏原來住著一位老人，她的兒子正是我們剛才拜訪過的那處院子的主人。去年，老人去世後，這處院子就空落下來，近一年沒人住了。沒有院牆，草長得有一人多高，幾乎把窯前的一棵棗樹掩住了。三間窯洞，相隔都有幾步遠。老徐說省委原來住在中間這個窯洞。門緊鎖著，可能是怕從門縫刮進塵土，主人還在外麵的門鼻上插了個棍子，這一來即便臉貼著門也看不清裏麵的東西了。老徐將那根木棍抽出來，兩扇門於是“牙”開了一道縫，我看了看，裏麵的東西幾乎都在，櫃子上的電視機也沒有搬走。
老徐說，年代隔得太遠了，省委過去用過的東西早不在了。再說院子的住戶也換了幾茬，最早這是一個財主的產業。
我說，這窯洞看著不起眼，當年卻起過大作用，驚天動地的。
老徐點點頭，他們在這裏隻住了一年多，可對我們村影響不小。那些年村裏好多人都報名參軍，有個姓石的年輕人還當了八路軍的連長。
我看了看，這院子上麵的崖壁上還有窯洞，但已經廢棄了，沒人住了。這也是那個老人去世後，這條道荒廢了的原因。老人活著時，兒女們還會隔三岔五爬上來看看她，因為有人走，這條道就沒有荒廢，沒有被荒草擠滿。而現在呢，老人去了，便沒人走這條道了。沒有了爬上爬下的腳印，隻有風吹過，雨水流過的痕跡。再過幾年呢，這院子又會是怎樣一種景況？
下了坡，老徐告訴我，如今留在村裏的青壯年越來越少了，一開始，他們不過是出去謀點小錢，畢竟種玉米養不了人啊。一旦發了點財，便想著在鎮上或縣城修房買房，再不想回來了。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慢慢地，稍微有點本事的人都走了。沒走的年輕人也盤算著走，留下來便有可能找不上對象，一輩子打光棍，因為本村的姑娘都死不回頭地往外嫁，外村外地的姑娘卻一個也不肯嫁過來。對村莊最具殺傷力的是學校撤並，村裏一下沒了學校，做父母的不放心孩子跑遠路上學，更想讓孩子享受好的教學條件，紛紛到鎮上或縣城買房租房給孩子陪讀。到了種地或收割的時候，這些出去的人才急慌慌地回來突擊上幾天，忙完了又候鳥似的急慌慌地飛走了。
說這些時，我和老徐正站在學校後麵的路沿上。
學校建在公路南側的窪地，房子隻稍稍高於路麵，因而站在校園的圍牆外，裏麵的一切就能看個一清二楚。從收拾得幹幹淨淨的籃球場看，這地方好像還有人管理。老徐說，學校撤並後，他心裏真著急，這麼多房子一下就沒人住了，多浪費啊。正為這事犯著愁，有個村民找上門來，說想利用這個場所辦個幼兒園。當時他一聽就樂了，想都沒想就答應了下來，閑著也是閑著啊，這麼好的事怎麼不租出去？這以後，學校又有了人氣。，
我問，幼兒園還有多少孩子？
老徐說，十六七個。
我說，不少啊。
老徐搖搖頭，這還多？以前那才叫多呢，又說，這些孩子，都是母親或爺爺奶奶帶著，父親出去打工了。等到了上小學的年齡，他們的父母就跟會跟著去陪讀了。一茬一茬地走，慢慢就都走光了。
我和老徐說著話，從村西頭慢慢走過一個胡子花白的老漢。老漢姓李，1929年生，今年八十五歲，老徐叫他三爺。他是五歲時由父母帶著從清豐逃難來到這裏的，是村子裏的第二代逃荒人。他顫顫巍巍地指著崖壁上的一處土窯院說，從前，他們一家就住在那裏，剛住下那夜，炕上連塊破席片都沒有，鋪的是從溝裏摟的柴草葉，慢慢竟也撐過來了。
說到眼下村莊的處境，老漢連連歎氣，搖頭。
我真不知他們咋想的，窯也不管了，房也不管了，拍拍屁股說走就走了。好好的窯房，那都是老祖宗一輩子的積蓄，財產，鬧這點東西容易嗎？都是些敗家子啊。這些不管也行，他要走誰也攔不住。他有錢，進了城能蓋房，能買房，可是地呢，城裏有這麼多地嗎？那都是最早的（逃荒）人，一钁頭一钁頭，汗滴摔八瓣刨出來的，養了幾代人的命根子啊。這陣子，你瞧瞧，都走了，種地成了捎帶的事。你是個農人，不種地幹啥啊？可他們不管，拍拍屁股走了，誰還顧得上管這些地？誰還會費時費力去修整？邊遠地早撂了荒，有的地塊讓水刮走了。將來，年輕人都走光了，老人們也動彈不行了，這些地咋辦，咋種？還不都得扔掉？
可能因為太激動，老漢說著說著竟然彎下腰咳起來。老徐忙幫他捶背，說三爺您就不能少嘮叨幾句嗎？快回去吧。老漢搖搖頭，看了老徐一眼，又看了我一眼，搖搖頭，慢慢慢慢地向前移去了。
老徐盯著他的背影，忽然說，老輩人對村子是真心疼啊。我說，你們這代人也是，也心疼的。老徐無奈地一笑，下一代人咱就管不了。二十五 口子上的鄉賢時間：2014年11月8日地點：平魯區口子上村
亂得真是不能再亂了，被老劉領進院子後，我都不知該怎麼下腳了。院西擠了五六口漾著白沫的大甕，罩塊藍頭巾、身材高大的女主人，正傾著身子在那裏打山藥粉。其中一口後麵，從柵欄裏探出半個豬腦袋，一拱一拱的，那是豬圈。靠著院子的東牆，是幾間簡陋的小房，房前又用木棍隔出一小塊場地，兩隻頂著鏽蝕鐮刀的羊在裏麵沉思。五孔窯洞門臉潔淨，窗台前攤了大堆黃燦燦的玉米棒子，幾隻雞在邊上走來走去的，被勾引了又無從下口的樣子。
窯洞是我熟悉的那種，間口很大，內牆刷得極白，靠窗戶是一麵火炕，鋪著繪了花草圖案的大紅油布，讓人覺得溫暖、亮堂。幼年的記憶讓我對窯洞和土炕向來親近，以至於看見那麵炕，不等主人邀請，便迫不急待地坐了上去，像是回到了久違的鄉下老家。窯裏的家具也簡單，靠北牆擺放了兩個大紅洋箱，箱子上貼牆斜著幾個相框，放得最大的照片是一張全家福，老老少少十幾個，老劉和他的老伴端坐正中，臉上掛著幸福的滿足的微笑。
坐在暖烘烘的炕頭上，我記起該給城裏的朋友回個話，掏出手機一看，沒一點信號。老劉便笑，說這窯洞厚實，機子得掛在窗戶上才有信號，他的手機平時就掛在那兒。我抬頭一看，窗框上果真吊著個東西，黑套子套住了。
老劉說，還有套子，給你們拿兩個去。
我連忙製止，說不用了。
路上我已知道，老劉是口子上的文化人，耕作之餘，繪製了不同年代的村莊圖，其上每一條街巷、每一條道路、每一處窯院、每一座廟宇都有所反映。閑聊間，老劉從東窯拿回幾個本子，是那種學生用的作業本，邊緣都有些卷曲了。我翻了翻，內文或是毛筆塗畫的，或是鋼筆寫的，本皮標著“口子上——難忘歲月”的字樣。頭一本的前三頁，除了一個簡短的概況，餘下的密密麻麻全是千奇百怪的地名，比如九條堰、大斜尖、鍋蓋梁、牛脊梁、風娘娘窪、蛇咬地、石人眼、牛眼睛圪窪、皮褲襠、下八澗、後大塔等等，其後是關於村莊的分類記述，包括地理、曆史、政治、經濟、文化、建築、植物號等等。
看著這個瘦小的老人，我心底不由泛起了一絲感動，他不正是我們曾經以為消失了的那種“鄉賢”嗎？這幾年，按說大大小小的村莊我也沒少走，采訪過的人不計其數，可又遇到過幾個像他這樣的有心人？那些早已走出村莊的，近些年正在走出的，又有幾個懷存著這樣一份縝密的心思？這樣一種樸素的情懷？不管主動還是無奈，事實是，很多人都爭先恐後地離開了，誰還想過應該反哺，應該有所回報，哪怕是為它做一點微不足道的事？田園將蕪，胡不歸？怕隻是詩人的一聲喟歎了。
我一頁一頁仔細翻看著，恍惚看到了村路上運送貨物的風塵仆仆的駝隊，曆史轉折處動蕩不安的刀光劍影，以及田野裏勞作的先人的背影。
這村子，因處於平魯與偏關交界的大路口，很隨意地就叫“口子上”了。
從老劉繪的地圖可以看出，明清時官方曾在這裏設卡駐兵，可見其地理位置的重要，過去，村西頭有一家較大的商鋪，四五個駱駝店，十幾處廟宇，與平川村不同，這裏的廟多是板石镟的窯洞。據老劉講，當年賀龍曾路居村中一處石窯院，一些老人至今記得賀師長的八字胡，還有他住的那孔窯洞徹夜不眠的燈光。進村時我曾駐足觀察過，順著村北的那麵崖坡（老劉稱之為窯崖），高高低低錯落著三五排窯院，往上的窯洞年代久遠，多是石镟的，下麵的窯則年代較近，是土打的。頂上麵的一排窯，已人去室空，看著蒼老破敗，人或者退到了下麵，或者搬出了村莊。最高處蹲踞著一座孤零零的石窯，問街上人那是幹啥用的，回答說龍王廟啊，還有香火。
因為地處大路口，抗戰期間，村裏經常被過往的鬼子兵糟害，馬牛羊被牽走，豬被殺掉抬走，莊稼被戰馬吃掉。有個村民在窯灣鋤田，也沒招誰惹誰，好端端地被一槍打死了。有個後生辦喜事，吃席的人讓南台梁的偽軍全部剝走了衣服。村裏有支民兵隊伍，每次發現有敵情，便帶著村莊老小逃向大南溝。有次村裏一個小媳婦沒跑掉，被鬼子兵輪奸了，小腹鼓脹，當媽的急得沒辦法，用擀麵杖去擀，邊擀邊罵那些灰牲口。老劉就生在逃難的土窯裏，那是1945年5月，離鬼子投降隻剩幾個月。朋友因此開他的玩笑，說你看老劉眼睛那麼小，個頭那麼低，那全是在娘胎裏受了驚嚇。我於是笑，老劉也跟著憨憨地笑。
談及村子現狀，老劉說，邊山峪口的，留不住人，跟別的村一樣，年輕人都走光了。主要是沒學校，娃們想上學沒地方去，就搬到了鎮上或縣城跟著陪讀去了。如今留守在村的，隻有二三百口人，主要是五十歲以上的，像他這個年紀的有好幾十個。多數戶家過得還可以，以種地為生，有的種了不少地，收入也還可以。相比較，還是那幾個五保戶受罪，死活不想去鄉敬老院，按說一年也領四五千塊補助，可因為老早就坐下了毛病，身邊又沒有侍候的人，活得就落魄。老劉有個叔伯兄弟也是五保戶，打小腿上就有殘疾，有時還得他去給送點飯。老劉話不多，但因為這輩子經見得多，對事理看得透，說一句就頂一句。他高小畢業後，參加了農機培訓班，成了縣裏培養的第一批拖拉機手，先在縣農機站待了兩年，後來回鄉當了農機管理員。還當過幾年村支書，如今每月拿兩千塊退休金。老劉說他養的豬和羊不賣，主要是殺了自家吃。他種的那點玉米也不賣，喂豬。我覺得他肚子裏貨色不少，心裏萌生了住一夜跟他好好聊聊的念頭，偏偏朋友也慫恿我——別再亂跑了，今晚就住下吧。我把臉轉向老劉，他傻乎乎一笑，你們能住當然好啦。
我暗自竊喜，那就給您添麻煩了。
老劉站起身說，我得出去拉趟玉米，你倆先歇緩一會兒。
因昨晚睡得太遲，中午又忙著趕路沒休息，我覺得有些困倦，待老劉出了門，便拉過個枕頭躺下了。火炕的溫熱使我說不出的愜意，很快沉入了睡鄉，醒來後一看，炕上隻有一隻貓，就臥在我頭頂這邊，毛茸茸的。睡夢裏，它潮濕的爪子好像踏上過我的腿，可能是從外麵回來的。我盯著它，它也瞪著圓溜溜的眼睛看我，我摸了一下它的皮毛，然後出了窯洞。
外麵下起了小雨。
來的路上，天陰沉沉的，這會兒終於下起來了。
院子裏有些泥濘。女主人還在那幾口甕前忙手。見我出來，她笑笑說，你朋友去溝裏了。
老劉窯院門前有個井台，一個村民正往驢車上抱裝水的大卡子，台子上還蹲著幾個，我問，還套車？村民說，住得高，不套拉不上去。我說，家裏沒通自來水嗎？他搖搖頭，通著呢，可今年也不知咋球搞的，水管裏沒一點水。在街巷裏胡亂走了一會兒，我又往村南的公路邊走。遠遠看見了朋友，他在溝裏看一個村民搭貯玉米的網架，，所謂的溝，其實是一條幹涸的河道，不過主人還是將架腳抬高了幾尺，以防備洪水，依照我的記憶，在鄉下，玉米一般要存到來年二三月才能出售。一問，這家人種了一百五六十畝玉米，是村裏的種植大戶。機械化作業，刨去投入，正常年景，收入個二三十萬元不成問題。村裏種四五十畝玉米的，還有幾家。
聊了一會兒，又跟著朋友往村西走，那邊有座戲台，戲台一側立著一尊銅顏銅身的門神。朋友見我疑惑，解釋說，原先它立在公路旁，代表看護的是平魯西大門。今年春天被車撞壞，鋼鞭拿走了，腳也崴了。村人便把門神請回來，立在了戲台旁。正對戲台的是一麵快完工的磚牆，還搭著腳手架，幾個人站在上麵用水泥抹磚縫。據說這是村民集資建起的文化牆。我們這邊看著，老劉開著三輪車突突突地駛了過來，車鬥裏堆了幾個玉米袋，其中一個袋子上坐了個人。開到戲台一側時，老劉也看見了我們，轉過臉大著聲說，都淋濕了，快回家吧。他開車的樣子顯得很老練，一看就是個老農機。我們回到院子時，老劉剛好將最後一袋玉米扛回來了。仍然閑不住，又挑了幾擔水，將那幾口大甕衝洗過了，這才進了屋。
這時，天已徹底黑了下來。
女主人在灶台前做飯時，老劉和我們閑聊起來：因為研究並寫過村莊史，說起口子上的過去，老劉就顯得很專業，幾乎是滔滔不絕。
口子上原先不叫口子上，叫呂家莊。明朝洪武二年大移民，這地方也從洪洞大槐樹下遷來了人，最早遷過來的人家姓呂，就叫了個呂家莊。後來，相繼有王姓、劉姓、趙姓、孟姓、侯姓、呂姓加入，來了後镟窯、打井，前前後後建起十三座廟，五十年代初廟還都在。北有孤魂廟、龍王廟、土地廟，南有南龍王廟、觀音廟、老爺廟、南黑虎廟、南五道廟，西有黑虎廟、馬王廟，東有井神廟、河神廟，中間還有個五道廟。修這麼多廟，跟當時天災人禍多有關。光緒二十六年，民國十八年，我們村都遭過旱災，餓死好幾個人。民國二十八年傳人（瘟疫），死了四十多個。當時醫療條件不發達，村裏人隻能求神拜佛，事實上不起一點作用。
清朝道光三年，我們村建起戲台一座，戲台對麵有座神棚，過年時把村裏各處廟宇的神佛請到這裏供。聽說在清代，村裏常住一個老道，負責打鍾、上廟。老道的生活開支和敬神費用，由村民按牛犋攤派，牛犋越多攤的費用也越多。臘月二十三，開廟門、敬神，村下有鬧社火的秧歌隊活動。此後每天早、中、午各上一爐香，到了年三十，各廟都掛燈籠，點炭旺火。正月初五，初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二月初二，廟裏也掛燈籠。過了二月初二，廟門就不開了。平時，老道隻負責報時打更。當時村規挺嚴，晚上打了安民更後，不準再亂跑亂竄，要是還有人在街上走動，會被認為是不幹好事。犯了村規，年終會被罰去做一些掃街、糊紙燈籠的雜碎活兒。民國三十七年老道死後，因為兵荒馬亂，廟裏再沒了道人，一些鄉俗也慢慢消失了。
我們村處在大路口，常常過兵，民國初年，奉軍、晉軍都路過過，最糟害人的是日本鬼子。敵人在井坪、偏關、平魯城、南堡、南台梁、窩窩會都設了雕堡，常年駐兵。南堡離我們村四十裏，南台梁二十裏。東西南北的敵人常常進村糟害，搶糧食、搶牲畜，窯洞的門窗，家裏的櫃子，凡是木頭都讓鬼子給燒光了。有一天傍黑鬼子進村後，在我們村住了一夜，第二天早起大部隊都走了，有個住在王昭家裏的鬼子軍官睡過了頭。鬼子走了後，村民們陸續返回村莊，王昭回來發現家裏還有個鬼子，正在擦槍，偷偷跑出去報告了民兵隊長王儒。那時，我們村有個民兵隊。王儒帶了幾個人摸進院子，幾下將鬼子捆了。村裏人看見活捉了一個鬼子兵，恨不得把他千刀萬剮了。王儒攔住了，說不能殺呀，俘虜得交給縣政府處置。幾個人押著那個鬼子兵去找縣政府。鬼子大部隊走到東昌峪後，發覺丟了個人，立刻掉轉頭反撲回來。當時，村民多數都回了村。王儒他們那時正好走到了大南山，發覺後開了一槍報警，聽到槍響，村裏多數人又跑了。沒來及跑的，何紅被鬼子捅了17刀，死了。趙國華被綁在門板上用柴燒，一隻手燒焦，全身燒傷，幸虧後來逃脫了。李珍也被捅了17刀，沒死。那一次，鬼子在村大住了七天，把窯洞的門窗，窯裏的櫃子和桌椅全部燒光，糧食全部搶走，牲畜全部殺掉。
為了對付鬼子，王儒帶著民兵做炸藥，埋地雷。做炸藥沒有硝，就到舊窯洞去掃。老窯掉了泥皮，石頭上會泛起一層鹽堿土，掃下來一處理就成了硝。再和上葛針燒成的灰，加上從偏關瓷窯溝、渡落溝弄回來的硫磺，就配成了炸藥。地雷各式各樣，有石雷、瓷雷、鐵雷，還有送飯罐雷。有了這些家夥，民兵們膽子就大了，跑到鬼子眼皮底下，埋地雷、填井、毀路、剪電話線、拔電線杆。那些年，村裏犧牲的民兵有八人。
我們這裏屬於革命根據地，老區，趕走日本人後就等於解放了，平安了。四六年（1946），村裏搞各階層調查摸底，四七年（1947）實行土地改革，全村人按窮富程度劃成分，分為地主、富農、上中農、中農、下中農、貧農，原來老財人家的房院和土地都分給了窮人。
四八年（1948）搞“三查”，王五、王後、張孝德、張喜貴組成農會，把孟忠堯、孟補數兩人按惡霸打死，孟忠堯還當過糧秣代表。還有一個女教師叫郭效蘭，鴨子坪人，家庭成分富農，男人在部隊工作，也給打死了，據說是作風有問題。她的兩個孩子，一個七八歲了，叫吉魚，另一個十一二歲，也給活活打死。整人的那幾個人，哪次運動都趕在前頭，如今這些人都不在了，死了。（說著這些事，老劉好像還有點心有餘悸，臉色黯然。）
新政權建起後，村裏也辦起了學校。當時教室設在五道廟前那個石窯裏。後來又把神棚改建成學校，搬到廟院裏。當時學生多，有六十多個，後來成立完小，外村的學生也來，教師有五六個。
五零年（1950），村人剛過了一段安生日子，又鬧起了“一貫道”，也影響到了我們村。那些人四處造謠，說蘇聯人要打來了，碰到男的就割蛋，遇上女的割奶頭，搞得人心惶惶，到了晚上，五六家男的睡一條炕，女的睡一條炕。村裏還派民兵在村口站崗放硝。後來國家嚴厲打擊，鎮壓了“一貫道”分子，村子才安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