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則認為人是天生的利己主義者，他說“好利惡害”、“喜利畏罪”（《韓非子·難二》）、“惡勞而樂佚”（《韓非子·心度》）等，都是人的本性。人們的倫理關係建立在自為自利的基礎上，“用計算之心相對待”（《韓非子·六反》）。他為統治者獻的政治經濟倫理方略就是利用人們趨利避害的心理，用刑賞二柄去驅民耕戰，實現富國強兵。
韓非有著濃重的抑商思想，認為應該限製工商業，並使從事工商業的人地位低下；韓非肯定貧富不均是合理的，認為人們之間的倫理關係不必損富濟貧而致平等。他說：“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征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韓非子·顯學》）他認為富者是由勤儉而來，貧者是侈惰造成的。因此他反對“與貧窮地以實無資”（同上），反對把土地分給貧者，認為這會使貧者安於侈惰而富者不願勤儉，使“無功者得賞”（《韓非子·姦劫弑臣》），這對於富者窮者都不利，對發展生產也不利。
除了義利之辨體現的經濟倫理思想之外，諸子其他重要的經濟倫理思想還有揚本（農）抑末（商）思想和黜奢崇儉的思想，孔子抨擊“奢則不遜”（《論語·述而》），講求“節用而愛人”（《論語·學而》）。墨家“多以襲褐為衣，以跂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莊子·天下篇》），因而反對奢侈最激烈，他們認為“儉節則昌、淫佚則亡”（《墨子·辭過》）。商鞅主張“事本禁末”（《商君書·壹言》），荀子認為“工商眾則國貧”（《荀子·富國》），隻有《管子》一書唱了一個反調，在一般的節用主張之外，又說：“富者靡之，貧者為之。”（《管子·侈靡》）即是說富者的侈靡消費，可增加貧者的就業機會。
@@@二、儒家經濟倫理思想的正統化
先秦以後，隨著大一統封建帝國的建立，尤其是經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的影響，中國社會的經濟倫理思想再無生機可言。在整個封建曆史時期，雖然不乏有釋、道教思想之羼入，傳統道、法、墨等家思想對儒家思想之互補，但仍基本落入儒家思想的窠臼。由於社會條件和政治製度的變化，也產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和新的範疇，如均田製度、科舉製度、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帶來社會關係及經濟倫理權利的變化。但是這些變化都未撼動中國以農業自然經濟為根基的政治倫理的基本結構。正如布羅代爾所說，在中國，“在法律上，國家是土地的唯一擁有者，隻有國家有權向農民征稅，對於礦、工、商企業看得很緊。盡管商人與腐敗的官吏在地方上共謀，中國的國家政權從來都毫不懈怠地反對資本主義的自由伸展。每當資本主義在有利的條件下成長之時，它最終被可以稱為極權的國家所製服”。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中國這樣過於穩定的封建政治倫理模式之內，叛逆和反動仍然時有發生。有漢儒三綱五常之規整，才有魏晉時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隱逸與標新立異。
嵇康曾說：“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欲為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嵇康《難自然好學論》）嵇康又說：“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甽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嵇康《答難養生論》）這種理想，缺乏像戰國時期儒家那樣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傳·乾象》）的倫理精神。它的自慰與逃避的方向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是那種“原始的豐富性”。
比嵇康更豪邁的則有孔融，這位孔門傳人曾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雲：“父之於子，嚐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複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後漢書·孔融傳》）此激憤之詞卻使其喪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