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提起大舅舅，我的心裏還很不好受，也說不出是什麼感情。我和他在一個閣樓裏生活了九年，領略了一種不可思議的人生。如果不是親耳所聞，我不相信世界上會有這樣的人。
他每天不到五點鍾起床，起來後，不論冬天、夏天，都用冷水洗臉擦身子，而後，跑步。不到外麵跑，隻繞著我們住的這屋子四周轉悠，仿佛怕見什麼人似的。吃飯狼吞虎咽，別人沒吃完一碗，他兩碗都吃完了。也不出去走走，好像根本就不需要自由似的，吃完飯就爬到閣樓上寫，寫累了，手扶窗台在那兒站。有時，站著、站著，淚水會從他昏花的眼裏滾落出來。我悄悄告訴母親，母親叫我不要管他。母親說：他沒準又想起什麼傷心事了。晚上也寫，還抽煙，搞得整個閣樓像著了火。我去開門，開窗子，他就很不安地看著我，尷尬地笑。
稿子撕了寫，寫了撕，後來越寫越厚了。我問他要來看，他不給。他說，時候沒到，由於曆史的局限，我和我們這代人還看不懂他的書，也不能看他的書。他的書是寫給下個世紀、未來新一代共產主義者的。千秋功罪，要由未來評說。
大舅舅固執而自信，認定自己一生都在從事著一項偉大而神聖的馬克思主義事業。他承認自己是托派分子，卻從不承認自己是曆史反革命，不論在失去自由時，還是獲得自由後。他宣稱，他是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過去現在都從不打算放棄自己的堅定信仰。因此，他寫的這部書才定名為《忠於信仰的人》。
他知道得很多，遙遠的莫斯科，彌漫著曆史風雲的國際共運史上的人物和故事，經常出現在他嘴邊。他的記憶力十分驚人，能精確地說出自己幾十年前在遊行隊伍中一次次見到托洛茨基時的具體情景，能把三十年代在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大會”時的許多托派代表的簡曆和臉孔描繪出來。
大舅舅最後一次見到托洛茨基，是在1927年秋天的莫斯科，是在蘇聯著名政治家、當時的外交部長阿·阿·越飛的葬禮上。越飛是托洛茨基的擁護者和好朋友，他的葬禮成了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最後一次示威。當時，裝殮著越飛遺體的棺木停放在大路比揚卡大街蘇聯外交部大樓裏。大樓外的街道上擁滿了人，托洛茨基在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的陪同下，出現在自己的擁護者中間，人們唱起了熱情的歌，“紅軍領袖托洛茨基同誌萬歲”的呼聲壓住了一切喧囂。共青團員們向列隊站在街上的紅軍戰士們高呼：“軍人同誌們，為紅軍領袖和締造者托洛茨基同誌高呼萬歲吧！”萬歲之聲就驟然響了起來，無數支槍舉過了頭頂。
大舅舅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著他最後一次見到托洛茨基時的情景，所以，他的這段描述我幾乎能背下來。
從殯儀館捧回大舅舅的骨灰盒安放到閣樓的窗前，我就看起了他的手稿，他給我講過的許多東西，手稿裏都有，1925年的那艘日本“大和丸”，1927年莫斯科新處女墓地阿·阿·越飛的葬禮，全記載得很詳細。
為那艘“大和丸”，他專寫了一章，題目就叫：汽笛響了，要開船了。
在這一章裏，大舅舅寫道——
……清浦的總同盟罷工因軍閥督辦趙玉林的介入出現了殘酷嚴峻的局麵。總工會執委會決意撤退，並在1925年10月17號的最後一次執委會上做出了決定。而我則在兩天前和安忠良、郜明的黨部碰頭會上就知道了撤退的意圖，並且知道安忠良已經為我、郜明和一個叫鄭少白的工人執委定了‘大和丸’的船票。
當時，我並不知道那艘‘大和丸’對我生命的意義，在那個緊要時刻，我掛記的不是那艘‘大和丸’，不是未來通往真理的道路，而是一個姓錢的姑娘。
是的，在那個灰白的早晨，我一直在想那個姑娘，那個資產階級小姐。我不準備隱瞞這一點。我還要說，當時我並不是一個成熟的革命者，更不是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我曾被一個總商會會長的女兒，一個資產階級小姐搞得暈頭轉向。
羅莎·盧森堡說：“自我批評，無情的、尖銳的、深入到事物根髓的自我批評，是使無產階級運動能夠生氣勃勃的陽光和空氣。”我將堅持用自我批評的觀點來回顧一生的曆史。對過去的一切，如實地進行具有批評精神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