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成為季伯舜精神之父的不是波魯揚·揚·伊萬諾維奇，而是托洛茨基。
季伯舜無數次夢見這麼一個場麵：在一個雨後的傍晚，在一片霞光映照的曠野上，他背著簡單的行囊，腋下夾著雨傘，在泥濘的路上走。他走過的路途上站著一個塑像般偉岸的身軀，身軀上伸出的巨掌放射著耀眼的光芒，像是無形中托著一輪太陽。
第一次咀嚼這個夢境的時候，季伯舜把那個偉岸的身軀指認為自己的父親，以為那是1919年他離開豫西老家到開封求學時，父親為他送行場麵的再現。可後來，那場麵出現在莫斯科街頭上，出現在清浦的威廉大街上，那偉岸的身軀漸漸明晰起來，明晰得就像莫斯科街頭托洛茨基的巨幅畫像。他分明看到了——有時大白天獨自一人在那兒凝神靜思時也會看到，托洛茨基同誌揮舞著手臂，在厲聲痛斥斯大林及其共產國際正罪惡地葬送著中國革命。
在《忠於信仰的人》中，季伯舜寫道：
“……中國革命被葬送了，托洛茨基英明的預見在1927年4月以後——變成了現實。曆史並沒有花費多長時間就無可辯駁地證明了托洛茨基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正確主張。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公然叛變革命。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分共會議’，正式打出反共旗號。中國共產黨人被屠殺，被逮捕，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剛從國內撤到莫斯科的一位清浦同誌告訴我，我所欽佩的安忠良，也在清浦舉起了屠刀，清浦黨組織幾乎被徹底毀滅。”
1927年季伯舜在莫斯科度過的那個秋天，無疑是個痛苦的秋天。在《忠於信仰的人》中，季伯舜又寫道：
“……如果說在那個秋天之前，我擁護托洛茨基，是出於對托洛茨基個人身世的同情，是出於對社會主義黨內民主的向往。那麼，在那個秋天之後，我成為一名堅定的托洛茨基反對派，則是出於痛苦反思之後的成熟選擇。痛定思痛，我為自己往昔的輕信和無知感到羞愧，真誠地認定托洛茨基同誌不但屬於蘇聯，也屬於全世界、全人類。他的高度和遠見確鑿無疑地遠遠超過了同時代的任何一位馬克思主義者……”
然而，1927年已不再像1917年那樣屬於托洛茨基。聯共布爾什維克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公開載文連續對托洛茨基反對派展開激烈批判。斯大林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發表了立場強硬的講話，並以鐵腕手段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托洛茨基反對派被激怒了，紛紛走上了街頭，舉行了一係列示威遊行，進行最後的反抗。
這年11月7日，左派反對派單獨舉行了自己的慶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遊行活動，把黨內鬥爭推向了高潮。
季伯舜參加了反對派舉行的十月革命節的遊行，同時參加遊行的還有李維民、吳國平等一些中國托派留學生。李維民在遊行集會上還發表了激昂慷慨的講話。這一天，莫斯科一些高大建築物上掛上了寫有“世界革命領袖”字樣的托洛茨基巨幅畫像，遊行隊伍打出了“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機會主義”、“反對分裂，維護列寧黨的團結”、“實現列寧遺囑”的大幅標語。“托洛茨基同誌萬歲”的口號聲一陣陣響起。季伯舜舉著拳頭跟著喊，仿佛是置身於反動軍閥統治下的清浦。他那時就朦朦朧朧意識到，打著馬列主義旗號的專製也決不比打著其他旗號的專製更美好，未來中國的社會主義，決不能是現在蘇聯的這個樣子。因此，季伯舜認為，他和托派同誌走上街頭決不是在反對社會主義，而是在堅持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原則。
就在這次遊行中，季伯舜第一次看到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投身到擁護他的反對派隊伍中來了。季伯舜遠遠地看到，他的精神之父從一輛小汽車裏鑽出來，向大家微笑、招手。這位反對派領袖好像要發表講話，可就在他舉著那具有煽動力的大手，剛要開口說話的時候，隊伍亂了起來。有個混在隊伍中的斯大林分子突然高喊：“打倒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聽到了那個聲音，把揚起的手臂猛地劈了下去，說：“擁有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反對派是打不倒的，是不可戰勝的！”
季伯舜聽到了，聽得十分真切，好像托洛茨基不是對著整個遊行隊伍，而是對他一個人講的。是他在那片霞光映照的曠野上蹣跚前行時，那個偉岸的塑像般的身軀對著他耳畔講的。那聲音在天地間轟鳴著，喧叫著，把季伯舜的整個生命都浸滲其中。
季伯舜的眼淚一下子奪眶而出，眼睛模糊了，人頭攢動的世界變得一片渾噩，托洛茨基的身影也從那炫目的高處消失了。
季伯舜再次看到托洛茨基時，已是十一天以後了。
十一天之後是1927年的11月16日，那天是聯共黨內的著名人物、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重要成員和孫中山一起發表過《共同宣言》的蘇聯外交部長阿·阿·越飛的葬禮。越飛在最後一次向托洛茨基表示了自己堅定的反對派立場之後開槍自殺了。托洛茨基在萬分悲痛之中親自參加了為越飛舉行的隆重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