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肉體獲得自由的時候，大腦深處的痛苦記憶卻還留在獄中。
季伯舜總是夢見那陰森黑暗的監獄走廊，那滿是橫七豎八櫳柱影的放風天井，那四處抹著蚊子血人血鼻涕的鉛灰色牆壁，那終日“啷當”作響的腳鐐，那令他羞辱，令他憤怒，令他惡心的糞坑……
黑夜失卻了平衡。一個個睡夢被囚禁了，被蹂躪了，讓季伯舜感到無法忍受。在出獄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他連睡覺都害怕。更可怕的是，平時相處很好的同誌，都對他失去了信任，不再和他聯係來往了。而這時托派中央內部又發生一次嚴重分裂：一幫同誌要開全國托派代表大會，一幫同誌又要開上海托派代表大會。可不論怎麼吵，雙方的同誌對季伯舜的存在都視若不見。
季伯舜悲涼而孤獨，隻得躲在公共租界的亭子間裏發狂地讀書，看報，翻譯托洛茨基的文章。在此期間，季伯舜化名寫下了《中國向何處去》、《孤獨的信仰者》、《不斷革命論與現階段的中國革命》等小冊子。其中《孤獨的信仰者》曾在受托派思想影響的“號角書社”出版，銷行七百冊，不久即被查禁。這本小書可視作他晚年遺著《忠於信仰的人》的最初版本。另一本小冊子——《中國向何處去》中的萬餘字的章節曾在1936年底至1937年初的《大文化報》上發表過，署名“一丁”。在發表的那些章節中，季伯舜稱他往昔的一些托派同誌大都是一些於中國革命毫無用處的空談家，很難說他們真正懂得托洛茨基同誌的正確主張和思想。因而，季伯舜認為，與其把他們這些人看作托洛茨基主義的信仰者，倒不如把他們看作中國政治舞台上的起哄者更合適。
季伯舜也肯定了一些他認為應該肯定的真正的同誌，但是，就在談到這些同誌的時候，他也說：“……他們的個人野心、派別偏見，由於曆史的和時代的原因，和革命思想的真誠交織在一起，時常會表現得十分怪誕，乃至使局外人感到不可思議。而革命的高尚動機與個人卑劣的目的在同一背景下，用同一形式表現出來，就使得革命運動本身變了形，失卻了原有意義和效果，由此而產生的分裂也就無可避免了……”季伯舜指出，這種狀態非改變不可，中國的托派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到下層去，到無產階級力量最集中的工廠去，到各自最熟悉最有群眾基礎的地方去，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武裝中國無產階級，才會有前途。
在談到擺在眼前的抗日戰爭的時候，季伯舜和盤端出了托洛茨基的觀點和主張，認為：一方麵要參加抗日戰爭，因為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是民族解放的戰爭，是進步的戰爭。而另一方麵，也是更重要的方麵，則是趁此機會積極準備力量，推翻國民黨，打倒蔣介石。季伯舜說，任何時候對蔣介石反動集團都不能抱有幻想，蔣介石過去是，現在是，將來必然還是屠殺中國工農群眾的劊子手。
基於這種思想，淞滬抗戰爆發之後，季伯舜離開上海，先到豫西老家去了一趟。10月底，又由豫西去了清浦，幻想著利用抗戰和國共合作造成的寬鬆形勢，在清浦發展托派黨組織，動員工人群眾，重演一場類似1925年的轟轟烈烈的壯劇。
壯劇沒演過來。
1937年10月的清浦到處都是抗日救亡的標語口號，到處都是年輕而陌生的麵孔。關押了多年的共產黨人從獄中被釋放出來了，並和把他們關進監獄，殺害他們同誌的劊子手們再一次並肩攜手了。清浦市成立了工人抗日救國團，已當了清浦市工會委員長的安忠良出任總團長。剛剛被國民黨政府從上海放出來的郜明，一回來就被安忠良接到市裏最豪華的大發酒樓吃了接風酒，幾天之後出任了清浦工人抗日救國團政治部主任兼副總團長。各大工廠，像季伯舜所熟悉的大興紗廠，東方機器廠，都成立了分團。小一些的工廠也三五家合在一起成立了分團或支團。一切都和十二年前驚人地相似，不同的隻是，當初安忠良們和郜明們攜手對付的是反動軍閥，這一回則是日本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