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真不是人麼？我不敢這樣說。可我總覺得二姐是有神性的。不然，我怎會記不起她的麵目呢？
要知道，我從八歲起就跟二姐在鄉下野，野了許多年哪。那時候，為了一張嘴，我幾乎每個星期天都到鄉下來。每次來，二姐都站在離村口遠遠的大路上等我。是的，我記住了那座石橋，也記住了二姐穿在身上的棗花布衫。我常常把那件棗花布衫當作鄉村的旗幟，遠遠地望見了，就急煎煎地向它奔去。它也仿佛具有某種靈性，老遠老遠，就聽見它說：兄弟，你回來啦，兄弟。
二姐的棗花布衫在田野裏是會轉色的。有時候我覺得它是紅的，有時候我覺得它是紫的，有時候它是黃的，有時候它又是綠的。在夕陽下它是金紅的，人也仿佛融進了金紅色的大地；在蕎麥地裏它是紫的，人一進去就不見了影兒；在油菜地裏它是黃的，人像是化在了燦燦的粉黃中；在玉米田裏它又是綠色的，走著走著，倏爾就尋不到了。所以，田野裏總響著我聲聲急切的呼喚：“二姐，二姐——”
我似乎是記住了二姐的手。二姐的手並不鮮嫩，手指也不纖細，那是很粗很澀的一雙手，摸上去像鋸齒一樣。每當這雙手牽著我的時候，我就聞到了一股淡淡的草香。那草香一日口伴著我，久久後，熏得我也有了一點點靈氣，以至於多年後我仍然認得什麼是“馬屎菜”，什麼叫“麵條棵兒”，什麼是“芨芨菜”，什麼是“狗尾巴草”。至於哪種是能吃的“苦瓜蛋兒”，哪種是“甜啞巴稈兒”，那是一看便能認出的。
鄉村是手的世界。我很難說清這雙手的魔力。跟二姐在田野裏野的時候，我知道這雙手出奇地快，出奇地靈巧。先說割草吧，鄉村最美妙的音樂就是割草，那“嚓嚓，嚓嚓嚓”的聲響讓人心醉。那是生命的音樂。那音樂奏起的一刹那間天還是灰的，東方僅露出淡淡的一線紅；繼而滾滾的一輪紅日升起，一竿兩竿地躍動，漸漸就釘在了中天，送大地一片泛著七彩光色的氣浪；後慢慢西移、下沉，燒一天胭脂的紅……直到那一線灰紅消去的時候，樂聲才止。二姐十二歲就是勞力了憑著這雙手，二姐掙的工分抵得上兩個壯漢。
我還知道二姐的指紋，二姐手上有九個“鬥”。鄉人說，九“鬥”一“簸箕”是福相，可二姐的福在哪裏呢，我說不清楚。我隻知道那鋸條樣的小手指一頓飯的工夫就能編出十個好看的蛔蟈籠子。當然還有兩層樓的，那要慢一些。二姐編的蟈蟈籠使我從小就有了一點點商品意識。編好了籠子，二姐就帶我去地裏抓蟈蟈，那是一抓一個準。抓住了，二姐就問我：
“叫了麼？”我歡歡地說：“叫了！”二姐說：“隻有母蟈蟈才叫，公蟈蟈不會叫。”於是我就把裝了母蟈蟈的籠子帶回城去，拿到學校門口跟同學們換蒸饃吃。可我怎麼就沒想到呢，二姐原是聽不見蟈蟈叫的……
那時候，二姐的手就是我的食品袋。跟著她我嚐遍了鄉間的野果。
即使在光禿禿的冬天裏，二姐也能在野外地老鼠營造的“搬倉洞”裏刨出一捧花生來！可這雙手平素卻是專揀黑饃饃吃的。在姥姥家裏，飯一向分兩種，黑窩窩是姥姥跟二姐吃的，摻了些白麵的饃是我跟姥爺吃的。鄉間的女人，似乎都長了一雙拿黑饃的手，那仿佛是命定的。二姐才比我大四歲，又是姥爺姥姥極疼愛的孫女，為什麼就不能拿白饃呢？那時，我不懂。長大了，我仍然不懂。但我卻明白了“黑”與“白”。我固執地認為，黑與白就是人生的全部含義。
我痛罵過自己，似乎不應該這樣“肢解”二姐。二姐施惠於我，我憑什麼“肢解”她呢？
可映在我眼前的還是一個背影，二姐的背影。也許是我常常跟在二姐身後的緣故。在我的印象裏，二姐肩頭上那塊補丁是很醒目的。那是一塊藍色的補丁，布是半成新，針腳很細，細得讓人看不出。尤其叫我難忘的是那補丁上還繡著一朵花，是“牛屎餅花”。這是名字最難聽的花，卻是鄉村裏最鮮豔最美麗的花朵。在鄉人的院子裏，種在窗前的就是“牛屎餅花”。這種花的香氣很淡，在風中細品才能捉到，但這種花的香氣最久，即使幹枯了，也有絲絲縷縷餘香不散。後來二姐那繡在補丁上的“牛屎餅花”磨去了，隻有花的印痕依然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