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成年以後，我想我曾對媽媽說過人死不能複生之類的話。況且賈起之死，媽媽隻是一個因素，而不是後果和責任。
但媽媽固執地搖頭。後來她說你難道不懂得賈起之死，與你生命的某種聯係嗎？如果賈起不死，我也許會嫁給他。那麼你就不是現在的你了。
我無言。
賈起之死，就這樣成為我生命的一種緣由，並且是後果和責任。
賈起的亡靈從此不僅在他每年的祭日來訪，而且開始突襲式地降臨，時時刻刻與我同處。他一次次闖入我的思維，與我娓娓交談，向我切切發問。
於是有一天，我決定要寫出這個故事。為媽媽也為我自己。
那時我沒有想到這個故事之外還有故事。我隻是覺得這個真實的故事中，潛藏著一些尚未被人透視的更深層的意思。曆史已成為過去，但人對於曆史的認識與感受，卻常省常新。
我在1995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赤彤丹朱》第三章（曾作為中篇小說《非夢》的一節發表於《收獲》雜誌）結尾處關於賈起之死，曾有這樣一段感慨：
然而對於這場悲劇，我卻持有與我媽媽很不相同的看法……我心裏的答案很清楚：因為他愛她。是愛情促使他敢以生命去冒險。他把他的生命同時獻給了革命和愛情。而死神卻比愛神搶先了一步到達。事實上，我們所無限景仰的愛情和革命，彼此從沒有和睦相處過。革命摧殘著愛情，而愛情又折磨著革命。這個愛與死的話題，留給我們後人的，是一個永遠的困惑。
我把那封濟南的來信，看了一遍又一遍。
我首先想到的是杭州的媽媽。我拿起電話，卻又放下。我不敢立即在電話中向媽媽報告這件奇事。我擔心這位乘坐著白色信封，來自長空天際的賈民卿先生，會讓媽媽脆弱的心髒一時無法承受。
於是把賈老先生的信，鄭重其事地裝入信封轉去杭州家中。再給妹妹打了電話，讓她婉言向媽媽陳述。我無法想象媽媽收到信會是什麼樣子。當淚水濕透了信紙的時候，50年的滄桑人生已是一片空白。半個世紀之後曆史餘音微弱的回響，會在媽媽心裏激起何等強烈的震撼呢？那是一個痛楚又欣喜的時刻——真實的故事變成了小說之後，小說竟又繁衍出真實的新故事。
那以後的事情，作為小說的作者已無所作為。我隻知道賈民卿先生已被媽媽絕對地肯定為賈起的哥哥。想必賈起當年活著的時候，是曾經詳細地向他的女友介紹過自己的家人的。媽媽很快給賈民卿老先生回了信。據妹妹報告，媽媽寫那封信時，一邊寫一邊哭，信紙撕了一頁又一頁，從早上一直寫到夜裏，憂喜交加。令她欣慰的當然是賈起的家人至今依然健在；憂的是當年賈起被秘密殺害以後，她始終未曾得知賈起遺體真實的埋葬地，幾十年來，連她都無法為賈起祭掃墓塚，如今更到何處尋覓莽莽大山之中的孤魂呢？
但故事外的故事，卻開始在我小說以外真實的人世間延續和發展。
濟南的賈民卿先生收到我媽媽的複信之後，將原信轉到青島老家，那裏有他們的小妹賈子義。賈家兄妹關於追認賈起為革命烈士的申請報告，很快送呈青島市民政部門。報告被批準立案以後，查證小組的三位同誌即赴杭州取證。小說中至今依然健在著的人物，變成了賈起一案的證人。曆史事實證明，賈起於1940年在浙江遂昌參加中國共產黨。犧牲前，一直在黨的領導下從事抗日救亡進步文化活動。他的入黨介紹人，一位在南京，一位在北京，他當年從事進步活動中的五六位戰友和獄中難友，都義不容辭地對賈起的革命曆史作出了證明。1943年賈起犧牲前後，與他同關一處牢房的杭州大學關非蒙教授，對前來查證的青島同誌說：“我就是一位死裏逃生的見證人。當時我在牢房裏目送賈起被持槍的士兵押走，過了一陣，聽到間斷的槍聲從山裏傳來，我明白敵人對賈起下了毒手。”還有一位知情者俞某作證說：“當年，賈起上了國民黨黨部的黑名單。解放以後，國民黨於潛縣黨部書記長曹某被鎮壓時，人民法院貼出判決書，上頭列舉的第一條罪名，就是殺害共產黨員賈起……”
經過多方麵的核查，從有關人員的回憶、公安部門檔案、地方黨史的資料記載，對賈起1943年犧牲前後的情況基本查清。一個活生生的青年革命者賈起的形象，50年以後，終於在幹涸的血泊中，重新站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