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地理條件外，海外貿易的巨額利潤也是走私貿易猖獗的另一原因。明代前期這種海外貿易係域外長途販運貿易，其利潤之巨頗為驚人。即所謂“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來也，又以一倍而獲百倍之息”。在山東沿海，據走私貿易者自述，每放一艘走私貿易船出洋，一年可得船金二三千兩，且當船舶返航進港後，船戶尚可坐分船貨的一半；在浙江以西，“造海船，市絲牟之利於諸島，子母大約數倍”；在廣州望縣，因“南走澳門，至東西二洋，倏忽千萬裏，以中國珍麗之物相貿易，獲大贏利”，故本地農民為利所誘，紛紛放棄“力苦利微”的農耕，而隨船出海幹起走私貿易。正是這巨額的十倍之利才驅使人們“舍死趨之如鶩”，雖海禁律法嚴峻，但“小民寧殺其身，而通番之念愈熾熱。”
福建的主要走私貿易港是漳州詔安的走馬溪，此地為外國商船由粵趨閩的始發之處，亦是走私貿易的交接之所。港內有東澳，為海寇藏風之處，凡海寇船往來均泊於此，故俗稱為“賊澳”。嘉靖年間，給事中杜汝越、參政曹亨、副使方任等人進港巡視，於石上鐫刻“天視海防”幾個大字，以示此地為一海防重地。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朱紈曾在此大破葡萄牙的走私貿易商，擒獲海寇頭目李光頭等96人。並就地斬首。
這些走私貿易港由於地處航海要衝，地勢險要，洪武初年為鞏固海防，往往將島民內遷，廢為荒島，故在海禁嚴厲期間，很自然就成為走私貿易船的聚集場所。港內交易井井有條，“乃搭棚於地，鋪板而陳所置之貨，甚為清雅”，儼然與合法貿易一般無二。同時，由於這些港口地處偏僻，統治階級鞭長莫及，故海寇商人集團往往以此為基地，出沒沿海一帶，經營其“亦商亦盜”式的走私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