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夷居處鄰服荒，
潮水來時雜海商。
月黑風高千層浪，
滿篷鼓風走兩洋。
海商，是與官商相對而言的，即民間從事海洋貿易的私人商販。福建海商，古已有之，隻是明代福建海商在全國海商中居突出的領先地位。並具有許多明顯的福建曆史經濟地理特點。
明代福建海商活動的據點，不僅遍及福建沿海的福鼎桐山、福州河口、琅琦、福清、惠安、安海（安乎）、同安，漳州的海滄、月港、活嶼，詔安的梅嶺，以及漳、潮二州間的海島南澳，並且北集居到浙江，南活動於廣東，東建基地於台灣的淡水、雞籠。但以月港與安海兩港最為重要。月港曾成為國內對外貿易的中心。安海是福建海商的一個重要基地，經商行賈，幾遍天下。明代，福建海商活動據點如此之廣，乃是利用封建地方政權各自為政的特點，左突右衝，浙江捕急到福建，福建捕急到浙江、廣東；廣東捕急又北上福建、浙江；大陸沿海捕急到台灣，使海商在與官府周旋中生存發展。
明代福建海商不僅活動據點廣，海商數量多，而且在性質上也起了明顯的變化。它已不像從前那樣，受著貢舶貿易的支配，僅起被動、消極的海洋貿易的作用，而是以自由商人的姿態，積極地參與海上貿易活動。明人張燮的話道出了海商活動的變化。他說：“市舶之設，始於唐宋，大凡夷人入市中國，中國而商於夷，未有如今日之夥也。”這是明代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福建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明代福建海商擁有雄厚的資本和靈活的經營方式。
福建海商經營方式主要有二：
一是往來於海上，置帆船，運貨物，號稱“舶主”。每造一船，“造船費可千餘金，每往返歲一修葺，亦不下五六百金。”有的大海商，不僅是一舶之主，而且是一方船隊之主，如明末福建海商顏思齊、鄭芝龍家族就是這樣。如鄭芝龍所擁有的船舶，僅過洋船就達上百艘。
二是福建海商不僅承擔本地對外貿易的牙商，並遠赴廣東取得對外貿易的特權而與夷商相貿易。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清代。廣東十三行行商中的潘同文、伍怡和葉史成、潘麗泉、謝東裕、黎諸元諸行，其先皆為閩籍。
上述兩種經營方式中，無論哪一種，都需要雄厚的資本。可見，福建海商在中國海洋外貿史上所居的重要地位。
明代福建海商的活動情況，可從月港、廈門、福州三大港窺探一斑。
1.月港：原屬漳州八九都地，外通海潮，內接九龍江淡水，其形如月，故名月港。現為龍海縣海澄鎮。它是明代中後期我國東南沿海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它的興起與福州、泉州不同。明代海禁，私商乃利用月港地理位置，進行走私貿易。明景泰四年（1453），月港的海外貿易開始興起。成化、弘治年間（1465-1505），月港“人煙輻輳”，“商賈鹹聚”，成為黔南一大都會，有小蘇杭之稱。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明嘉靖三十年（1551）置靖海館，設通判。四十五年置海澄縣。隆慶元年，明政府不得不取消海禁，在月港開設洋市。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要求海外貿易的形勢是禁止不住的。開設洋市後，月港與海外交通更加發展，到萬曆年間（1573-1620）盛況空前。“西方異客，皆集月港”，往返商旅，相望於道。月港的海舶到達東西洋的許多國家和地區。但月港貿易的對象主要是東南亞和日本。這與宋元時期的泉州港不同，泉州港貿易的對象主要是阿拉伯國家。每年仲夏至中秋的風汛期，由月港發舶的商船多以百計。輸出貨物以絲綢、布匹，瓷器、茶葉、砂糖、紙張、果品等為主。湖州的生絲、景德鎮的瓷器，也由月港遠銷國外。輸入除傳統香料、珍寶外，大部分是農產品、手工業品和手工業原料。此外，大米也是當時進口貨物之一。到月港的洋船“除貨物外，每船載米或兩三百石，或五六百石”。明代後期，糧食和白銀逐漸成為月港的主要進口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