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室南渡進一步抬升了泉州港在海外貿易中的地位，終使泉州淩駕於其他海外貿易港之上，成為海外交通貿易之樞紐。宋室南渡後，定都於杭州，明州離行在太近，宋廷患有不利，加上兩浙舶司收入時已無多，促成兩浙路舶司之永久罷廢。《宋會要輯稿》載：乾道二年，“詔罷兩浙路提舉市舶司……今福建、廣南路，皆有市舶司，物質浩瀚，置官提舉，試所當宜，唯是兩浙路置官，委是冗蠹，乞賜罷廢，故有是命”。
其後，又先後罷杭州市舶務（紹熙元年，1190年），溫州、秀州、江陰軍之市舶務（慶元元年，1195年），僅留明州市舶務。而且，宋室南渡後，泉州距行在更近。當時，無論是陸路，還是海路，相較於廣州更為便捷，故當時宋廷規定由泉至杭與由廣至杭的時間頗有不同，淳熙二年（1175）二月二十七日戶部“欲令福建、廣南路市舶司，粗細貨物並以五萬斤為一全綱，福建限三月程，廣南限六月程到行在”。因此，正是宋室南遷，國家經濟文化中心轉移至東南沿海，形成朱熹所言“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為天下之中”之形勢，使得泉州超越兩浙、淩駕廣州，居於海外交通樞紐的地位。
《輿地紀勝》即載：“況今閩粵莫盛於泉州，外宗分建於維城，異國悉歸於元市。”《夢粱錄》則載，兩浙海商“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是泉州便可放洋”，又“若商賈止到台、溫、泉、福買賣，未嚐過七洲、昆侖等大洋。若有出洋，即從泉州港至岱嶼門，便可放洋過海，泛往外國也”。南宋泉州港已成為海商進行海外貿易的主要門戶。
在境內外交通條件改善、經濟聯係加強和航海技術進步的基礎上，福建海商依托漸居於海外交通樞紐地位的泉州港，相較於其他地區的海商而言，自然居於更為有利的位置。再加上宋代福建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福建海商具備了與“外商海賈”相提並論的國內沿海商人代表之有利條件。因此，宋代以來，所謂的“閩商、閩賈、閩船”的足跡所及，屢見於時人文獻，福建海商必然為今人所注目。
§§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