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漸看雲霧散，
潮來先覺海風寒。
爭較錐刀浪中走，
千艘萬貨集水邊。
枕山麵海的地理環境，使福建海運成為與省外交通的特殊優勢。福建海外貿易發達，不僅為福建注入大量資金，而且還帶來許多貿易商品，充足的資金和豐富的商品為閩商從事海上貿易提供了條件。
港口是海上交通的起點，福建海港開發的曆史悠久，有不少千年古港，如漳州港、福州港、廈門港、月港等。尤其是泉州港，早在南北朝時便作為對外交通口岸嶄露頭角。入唐以後，泉州的地方經濟出現了新的麵貌，國內外商家雲集。唐代後期，西北陸上“絲綢之路”中斷，促使了海上交通的迅速發展，泉州則以其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很快成為當時我國對外貿易的四大港口之一。宋元時期是泉州港的黃金時代。宋元?二年（1087）在泉州設置了“市舶司”，標誌著泉州港在海外貿易中的重要地位：政和五年（1115）又在泉州設“來遠驛”，使泉州港成為宋政府接待海外“貢使”，進行海外貿易的主要口岸。當時與泉州有海上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多達100多處，遠及阿拉伯、土耳其及東非等地。因此，泉州港內常常“風檣鱗集”“大舶百艘，小船則不可勝數”。碼頭上進口的香料、珠寶，出口的絲綢、茶葉、瓷器、雜貨山積，品種多達300多種，真是“漲海聲中萬國商”，一派繁榮景象。
泉州港在對外貿易史上的地位。公元9世紀中葉，在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的《道裏邦國誌》一書中，就將其列為唐代四大貿易港之一。王閩時代，“招寶侍郎”王延彬知泉州，泉州港更是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以至北宋初年泉州港雖未有市舶司的設置，卻仍在對外貿易中享有很大的影響地位。《宋會要輯稿》載，“太平興國初，京師置榷易院，乃詔諸番國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兩浙，非出於官庫者，不得私相交易”。太平興國七年（982）閏十二月“詔，聞在京及諸州府人民或少藥物食用，今以下項香藥止禁榷廣南、漳泉等州船舶上，不得侵越州府界，紊亂法條”。隨著福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區域內外交通條件的改善，泉州港對外聯係越來越廣泛。如前所述，“福建專擅交通高麗”，在海外貿易中的影響越來越大，以至元豐五年（1082）二月，勃泥（今加裏曼丹）王“複遣使貢方物，其使乞從泉州乘海舶歸國，從之”。因此，在泉州設置市舶司已迫在眉睫。熙寧五年（1072），“詔發運使薛向曰：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請置司泉州，其創法講求之”。元□二年（1087），北宋政府“詔泉州增置市舶司”。
泉州市舶司的設置，確立了泉州港在海外貿易中的地位，並進一步促進了福建海外貿易的發展。當時的泉州“土疆差廣，齒笈至繁……厘肄雜四方之俗，航海皆異國之商”，“驛道四通，海商輻輳。夷夏雜處，權豪比居”素號“樂土”，“珍奇畢集，近聯七邑百萬家；生聚實番，遠控重溟數十國”。時至南宋，“泉距京城五十有四驛，連海外之國三十有六島，城內畫坊八十，生齒無慮五十萬”，“近接三吳，遠連兩廣，萬騎貔貅，千艘犀象”。泉州港的地位穩步上升，逐漸超越兩浙，並有淩駕於廣州之上之趨勢。從宋室南渡前二年（宣和七年，1125）賜予三路市舶司的度牒數目，即可反應此種趨勢。宣和七年（1125年），“三月十八日，詔降給空名度牒，廣南、福建路各五百道，兩浙路三百道，付逐路市舶司充折博本錢，仍每月具博貿並抽解到數目，申尚書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