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裏長大的，受到舊社會舊家庭各式各樣的教育，接觸了那麼多的舊社會，舊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覺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覺得自己有罪。說我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我承認。說我寫《激流》是在為地主階級樹碑立傳，我也承認；1970年我們在農村“三秋勞動”，我給揪到田頭，同當地地主一起挨鬥，我也低頭認罪……我完全用別人的腦子思考，別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舉右手響應。這個舉動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不大好理解。但當時我並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願意讓人徹底打倒，以便從頭做起，重新做人。我還有通過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決心。我甚至因為“造反派”不諒解我這番用心而感到苦惱，我暗自對自己說：“他們不相信你，不要緊，你必須經得住考驗”，每次批鬥之後，“造反派”照例要我寫《思想彙報》……我總是承認批判的發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鬥真是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
記得70年代初我在奉賢“五七幹校”的時候，有一個參加監督組的造反派(也作過我的專家組或“打巴組”的頭頭)發表過一篇“看牛小記”，很得意地嘲笑“牛們”的醜態……我在病床上反複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我不斷責備自己，隻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變成“牛”，主要責任還在我自己。
在那個時候我不曾登台批鬥別人，隻是因為我沒有得到機會，徜使我能夠上台亮相，我會看作莫大的幸運。我常常這樣想，也常常這樣說，萬一在“早請示，晚彙報”搞得最起勁的時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麼我也會做出不少蠢事，甚至不少壞事。當時大家都以“緊跟”為榮，我因為沒有效忠的資格，參加運動不久就被勒令靠邊站，才容易保持了個人的清白。
撫躬自問，像這樣的心理活動，我又何嚐沒有過？在20幾年的監督改造中，我想過。做過的醜事遠比巴金先生多得多，但就沒勇氣把它亮在光天化日之下。
巴金先生懷著懺悔心情把剖析自己靈魂的結果公之於眾，恰在這無情的自剖中閃耀出道德光芒。看了巴金先生的“隨想錄”，令人感到道德人格上的複蘇，因為他在審視自己在這些運動中的表現時，看到了與自己當年確立的道德人格標準有了差距。脫離了他在20年代翻譯克魯泡特金的“論理學”時所信奉的正義、互助、自我犧牲等做人標準。他承認在曆次運動中沒有用這些準則去生活去做人，而是為了保全自己而去寫檢查，去講假話，去批判人。這無疑是他道德人格上的一次升華。
他在世界筆會東京大會上演講“文學生活50年”時講到“文化大革命”，他說：“我認為那十年浩劫在人類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僅和我們有關，我看和全體人類都有關，要是它當時不在中國發生，它以後也會在別處發生。”
演講完後，一位日本朋友趕上前來對他說：“你批評了自己，我還是第一次聽見人這樣講，別人都是把責任完全推給‘四人幫’。 ”巴金先生當時隻是笑笑沒說什麼，事後巴金先生對我們說：“他的話是我沒有料到的，使我頭上直冒汗。我清夜深思，我隻是輕輕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離解剖自己，還差得很遠，要繼續向前，還得走漫長的路。”
朋友們對他如此嚴厲地自我解剖，自審自責，也有不同看法，有人為他擔心，有人替他不平。有人說：“你的心是好的，可是你已經不行了，還是躺下來過個平靜的晚年吧。”也有人說：“永遠正確的人不是有嗎？你怎麼視而不見？聽我勸不要寫了，不要出什麼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紙上的文字，那麼你也就不會錯了。”還有人更直率地說：“你還要接受審查？難道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厭倦？”
但是巴金先生說：“對一個作家來說，更重要的是藝術的良心。” “我這樣想：要是我不把這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從徹底解剖自己開始弄清楚當時發生的事情，那麼有一天說不定情況一變，我又會中了催眠術無緣無故地變成另一個人，這太可怕了！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抽打我的心……”
因此巴金堅定地說：“我還要續寫《隨想錄》我是從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寫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靈魂。必須挖得更深，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難。寫下去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樣，我要努力寫，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是白費的。”
巴金所以有這勇氣與毅力，因為他60年前就立下過誓願：“就讓我做一塊木柴吧。我願意把自己燒得粉身碎骨給人間添一點點溫暖。”
今天，對巴金先生百年壽辰最好的紀念，是記住他的座右銘：盡可能多說真話；盡可能少做違心的事！
恭送孫犁師長
在香港報紙上，突然見到京津文人與孫犁遺體告別的照片，愕然良久。再次感到一個令人信仰、崇拜的文學時代，一個招人敬佩、追隨的文化群體，從我們身邊遠去了。
我想讀讀悼念他的文章而排解我的哀思，但在香港看不到內地有關文章。我想寫篇回憶文章表達後輩的懷念，但心中一片痛亂，集中不起思想來。隻模糊地想到，孫犁在文學上獨特的成就已得到無可置疑的公認。這是人們經過數十年審視、琢磨、體味而得出的結論。半世紀前似乎還不是這樣。
孫犁許多名作如《荷花澱》等，都是抗戰期間在延安報紙上發表的。我在新四軍當小兵時很愛讀書，有空就去隨軍新華書店裏免費看書。劉白羽的《無敵三勇士》，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艾青的長詩都在那裏見到的，但沒見到孫犁的名字和他的《荷花澱》。也可能解放區處於被分割狀態，書籍交流不易。但報紙上介紹延安等地出版的名作也沒太提孫犁這個名字。
建國後進北京，我住霞公府，出門拐彎就是新華書店，這裏經常宣傳、推出熱點名作，如榮獲“斯大林文學獎”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如《李家莊的變遷》、《種穀記》、《王貴與李香香》、《新兒女英雄傳》、《高乾大》、《火光在前》、《漳河水》……也許是由於我的粗心，仍然沒在顯眼位置見到過孫犁的著作。也許在那時孫犁的著作沒被視為熱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