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記憶中的老舍先生(1)(1 / 3)

今年2月是老舍先生95周年誕辰。想起一些往事。

44年前,有一天我坐在北京東單三條一間屋跟朋友聊天,那裏是“北京市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一間客廳,大家在等候開會。上次會我沒來,偏偏那天老舍先生來了。他們談對老舍的印象,我插不上嘴。聽他們談的帶有太多恭維、崇敬色彩,跟我從小說中得到的印象不大一樣。我想像他是跟拉車的、開店的都能論交情的平民文化人。他們說的更像是位地位高人一等,派頭很大的教授名人。正在疑惑,一陣腳步聲,從門外走進幾個人來。最前邊是位大高個,頂著幹部帽,穿著件清河製呢廠出的粗呢幹部服,褲子上有香煙燒的洞;中間一位穿著嶄新的棉幹部服,沒戴帽子,微微有點“水蛇腰”,胸板挺得不直;最後一位個頭不高,戴一頂英國呢子禮帽,穿一身剪裁合體、麵料考究的絳色西裝,戴金絲眼鏡,手執“司提克”,活脫是個洋紳士(我並沒見過洋紳士,這洋紳士的印象來自狄更斯的小說)。

前邊這人我認識,是尊敬的趙樹理同誌。中間一位也知道,是我仰慕已久的端木老大哥;這最後一位大家就招呼他:“老舍先生。”

真的跟我想像中的老舍沒對上號!

人們站起來搶著握手,端木沒戴帽子趙樹理不摘帽子,兩人握手都應付自如。老舍右手拄著文明棍,一進門就摘下帽子托在左手上了,兩手都不得閑,就有點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處瞧了下說:“找不著釘子,帽子還是掛在頭上吧。”把帽子掛在頭上,這才騰出手來跟大家相握。大家都笑,他卻麵不改色,一本正經地跟大夥寒暄。

散會時,他對身邊的人說:“明兒個上我那喝酒去吧,我有酒,你們帶豆腐幹花生豆怎麼樣?”回頭又衝我找補一句:“你還小,就別跟我們學壞了!”

我覺得跟想像中的平民作家對上號了,還覺得老舍就該穿西服拄文明棍。直到後來有一次在他家中見他身穿長袍,腳蹬老頭樂棉鞋,才覺得這樣更對路。

“大眾文藝研究會”是北京文聯成立前,由李伯釗、趙樹理、康濯、馬烽等挑頭的一個文學團體,是團結“大眾大學”作家的一個團體。北京解放後寫武俠、言情、偵探小說的通俗作家和小報撰稿人,一時沒了章程。如李薰風、陳慎言、鄭證因、梅娘等,一向賣文為生,沒有固定的工作單位。如今照老路子寫的作品沒市場了,“革命小說”一時還寫不來,又沒大鍋飯吃,生活發生困難。連張恨水、還珠樓主也很拮據。“創研會”就組織他們學習,采訪,寫些反映新生活的作品,並設法幫助一些人安排工作。從解放區來的作家和剛從大學出來的文學青年參加進來,一麵向他們學習,更主要的是協助工作。那天開會談的題目就是怎樣幫助通俗作家們寫出反映新生活的作品,解決他們生活困難。老舍先生出主意說:馬上寫成本大套的作品有困難,可以從最容易的人手。比如整理點民間傳說,替曲藝界、戲曲界改點舊段子、舊劇本。他說:“拿大鼓說,有的段子人們都聽熟了,會背了,可是誰也不懂什麼意思,因為要麼太文要麼不通,唱的聽的都糊塗多少年,解放了總不能再糊塗下去了吧。把它們改順了,能聽懂,這用不著學多少革命理論,伸手就能辦嘛。拿《白帝城》說,是名段子,開頭幾句你們聽得懂嗎?”說著他點著一支煙哼了起來:

“壯懷無可與天爭,淚灑重衾病枕紅。江左仇深空切齒,桃園義重苦傷情。必根傲骨支床瘦,一點雄心至死明。閑消遣酒後茶餘談今古,唱一段先主托孤在白帝城。”

哼完他笑著問:“什麼叫‘無可與天爭’,怎麼個‘重衾病枕紅’,‘一點雄心至死明’是何意?而‘壯懷’、‘傲骨’又太文了,誰的耳朵能聽懂?相聲該改的更多了,大家先把容易做的做了,我想法給你們找唱家,找地方發表。要嫌這活小丟了身份,我帶頭先幹。”

他剛從美國回來,家還沒安下,人們把這話隻當表態,並沒當真。誰知沒過幾天,大眾創研會的刊物《說說唱唱》就登出了他寫的“太平歌詞”《中蘇同盟》,電台上播出了他改的相聲段子《維生素》。隨後《光明日報》就連續發表了他改編的相聲段子《繞口令》、《假博士》和《鈴鐺譜》。大家才知道老舍不光說說,是動真格的,這時是1950年上半年。文化班頭,知名作家,從美國回來竟用這些作品打炮,不僅令人叫絕,更令人起敬。看到了熱情愛國,助人為樂,不擺譜,不拿大的老文化人本色。我不知這對別的文學青年有什麼影響,反正那一年西河大鼓唱了個新段子叫《張樹才舍身炸碉堡》,就是我受他感召寫出來的。是我終生惟一被演唱的曲藝作品。

不久北京市召開了第一屆文代會,成立市文聯,老舍先生當選為主席。我也調到文聯工作,就幾乎天天見麵了。老舍先生這主席當得很認真,風雨無阻,每日上午必到機關辦公。但他又是我見過的最不像主席的主席。對屬下像對家人,隻有平輩與晚輩之別,沒有職務高低之分。跟我們最大的不同是他特別注意儀表的整潔。我在《說說唱唱》編章部工作,他常上編章部來閑聊,他的整潔跟我的邋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就住在編章部對門,有天我就穿著褲衩背心進了編章部,正碰了他坐在那兒,他看見我先是一愣,隨後笑笑說:

“小鄧,把衣裳穿齊了再忙事兒吧,大小咱們也是個衙門不是,來個人看見招人笑話!”我從此開始注意整潔。我們寫的習作他不僅親自過目,而且評點。有次我寫了篇涼山彝族的故事·裏邊有段描寫!說:“山穀中的霧氣,夜間落到草葉上變作露珠,太陽升起後又化作白雲升到空中……”寫完自己還很得意。交給編章部後,老舍先生批了幾個字拿回給我,上邊說:“雲是雲,霧是霧,露是露,你別瞎攪和。”那時我正崇拜蘇聯文學,連文風都模仿翻譯文字。寫文章絕不說“河邊有三棵樹”,而要寫成“樹,一棵,兩棵,三棵直直地美麗地拉開距離排列在那看得見激流聽得見水聲的河上,挺立著。”有回我問老舍先生:“人家說我文章寫得不順溜,您說怎麼才能順溜?”他說:“寫完了自己關上門先大聲吟念兩遍,自己念著順嘴,不打夯兒,它就順溜。要是連自己念著都繞口令似的,人家也看不順眼廠這點教導,我受用了一輩子。至今寫完文章還要關上門先念一遍。有不順溜的地方,堅決改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