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用獎勵的方法激勵下屬辦事是非常有用的。當然，這種策略最好是用在公司運營不佳的時候，否則公司賺得盆滿缽滿，再用這種方法來激勵下屬，就隻能適得其反。
會授權，不事事躬行
領導，顧名思義，就是帶領、引導的人。領導的職責就是對潛在資源進行開發，對現有資源進行協調分配。
事必躬親的領導不是一個高明的領導，一個好領導懂得將權力下放，懂得將具體工作交給下屬去辦，懂得自己應站在一個高度上統籌全局。
《呂氏春秋·李賢》提出兩個達到“治之至”的方法：宓子賤和巫馬期先後治理單父，宓子賤治理時每天在堂上靜坐彈琴，沒見他做什麼，把單父就治理得相當不錯。巫馬期則披星戴月，早出晚歸，晝夜不閑，親自處理各種政務，單父也治理得不錯。兩個人兩種治法，一則事不躬親，一則事必躬親。
事不躬親是“古之能為君者”之法，它“係於論人，而佚於官事”，是“得其經也”；事必躬親是“不能為君者”之法，它“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是“不知要故也”。前者是使用人才，任人而治；後者是使用力氣，任力而治。前者是使用人才，當然可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使用力氣則不然，敝生事端，勞手足，煩教詔，必然辛苦。
前人的這套說法今天仍有意義，其道理仍沒過時。領導的任務就應當是統領全局，抓緊大事，而不應將精力耗在細枝末節之上。細微之事可以交由下屬去處理。如果所有的人都去處理細節，那麼領導的作用又體現在何處呢？
《貞觀政要》記載：貞觀四年，唐太宗問蕭瑀：“隋文帝是什麼樣的君主?”蕭瑀回答說：“約束自己，符合禮儀，勤勤懇懇、不怕辛勞地思考治國。每次坐朝理事都很認真，有時到太陽西斜還不休息。凡五品以上官員，他都召見賜座，與他們一起共商國是，忘記吃飯時間，侍衛未得下牙，隻好立駐傳餐而食。雖然他的品性不算仁慈明智，也稱得上是個奮發有為、想把國家治理好的國君。”
太宗說：“你隻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這個人性格過於審細，而且不明事理。內心不明就察覺不出自己的過失，過於審細就會對人疑慮多端。他是欺負孤兒寡母而得天下的，所以不會有心虛之意，而對臣子的意見特別敏感，使得他整日疑慮重重，不肯輕易信任文武百官，事無巨細都要親自決策處理，雖然勞費精神、辛苦形體，終不能把所有的事處理得合情合理。朝中大臣既知他的心意，也就不敢直言勸諫。宰相以下官員，隻是奉承順旨罷了。我的看法就不這樣。天下這麼大，舉國之內人口這麼多，每天發生的事千頭萬緒，要不拘一法，靈活處理，凡事應文武百官商議，宰相認真籌劃，對於所要處理的事，能做到穩妥、便利，才可以呈奏施行。怎麼能把一天中需要處理的許許多多事情，讓一個人思考決斷呢!況且一天處理10件事，可能有5件出偏差，處理對的當然好，處理不對的怎麼辦呢?如此夜以繼日，錯誤可能會更多。哪比得上廣泛任用賢士良才，為自己分憂，為國謀福呢？於是命令所有官署，如果詔敕頒發下去有不穩妥或不便施行的，必須堅持己見上報，不能順從旨意，隨即施行。一定要盡到臣子的責任。
唐太宗這番話，體現了無為的用人原理。老子說：“治大國若烹小鮮。”煎炸小魚，需小心翼翼，不能急躁，不能經常翻動，一翻動就不能保全，小魚就會碎得不成形。所以，在帶領團隊做事時，必須走出事必躬親的誤區。你的身邊有許多的組織成員，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勢和強項，而你並非全知全能，為什麼不把工作交給最合適的人去做呢？這樣既發揮了組織成員的長處，激發了他們的積極性，又能出色地完成任務，可謂“一舉多得”，何樂而不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