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太武帝後，除了京師有太學外，逐步開始嚐試在全國各地建立學校。這一舉措極得人心，為漢人廣為稱讚。
馮太後臨朝稱製，順利開局。她更是著眼長遠，要在各個州郡建立官學，目的就是為了培養人才。在各個州郡建立官學，直接受到地方上官員的領導，朝廷撥給的餉銀，極容易成為貪腐官員的目標。她深知國家治理好壞，關鍵在吏治是否清明，官學的順利建設，也離開不開清明的吏治。
因此馮太後決心給大魏朝文武百官樹立做官的榜樣，她心中的最佳人選，當然非高允莫屬。當年她初為太後，禁宮養傷之時，就和獻文帝拓跋弘率百官親登高府府弟，讓百官目賭身為朝廷重臣的高允是如何清貧廉潔。為此，太後還親口稱高允為‘令公’，獻文帝更是降詔樹高允為‘百官楷模。
在乙渾被誅後，一起在暗中起到穩定朝政的高允得到了馮太後的高度稱讚，當著文武百官之麵，“引允禁中，參決大策”。
馮太後起用高允，是經過充分深思熟慮的，因為她認為，樹高允為榜樣，不會在文武百官中引起爭議。這是因為高允有三個突出的優點：
高允第一優點是正直不阿：曆代皇帝認為，當臣子的，除了才能外，最重要的品格是堅持真理。高允敢於堅持真理，敢於糾正皇帝的錯誤。
當年司徒崔浩召集編寫《國記》，要記載北魏龍興大鮮卑山的前身，有哪些政績，然後道武帝，明元帝等有哪些功績，奉太武帝拓跋燾之命，統統要俱實載入史冊。這項宏大的工程需要有許多人才的參與，太武帝除了任命崔浩總負責外，還給司徒崔浩準備了兩個副手，其一就是高允。
太武帝向司徒崔浩和他的副手、屬下交代修國史這事的重大意義，特別強調，“務從實錄”。修國史要尊重事實，這既然是皇上口諭，所有參與修史的人都極為重視。
一時之間，文人皆以參與國史修建為榮。其中有諂媚官員討好司徒崔浩說，皇上這麼重視國書，就是大魏國的曆史，要讓百姓官民都學習，因此就建議“請立石銘，刊載國書，並勒所注五經，浩讚成之。”
有時涉及到經典的文字，要做注釋，這些一塊都刻上，讓大家來閱讀。這是傳播的好方法。好大喜功的崔浩一聽之下，沒作多想，極為讚成。當時的太子拓跋晃也覺得這個主意極為不錯，便與司徒崔浩一起上奏太武帝。太武帝雖然英明睿智，卻也好大喜功，聽得太子拓跋晃和司徒崔浩之言，龍心大悅，欣然同意。
因此修國史之事一邊寫一邊定稿，同時也召集工匠刻於石碑之上。當時從京城的東門外三裏處，找了一塊地方，這些石碑總共有每邊長130步，大體上相當於100米，少說有幾百碑。由於石碑立在一條大路邊上，來往的人多，大家看這是大魏國的曆史，都甚為關心，廣為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