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道三年（997年），李繼遷卷土重來，再次進攻靈州，被宋合河都部署楊瓊所擊退。這此戰爭規模並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宋太宗趙光義就死在了這一年。
兩次進攻靈州失利後，李繼遷趁新皇帝宋真宗即位之機，主動派使者要求與宋朝通好。宋真宗明知道李繼遷狡詐難服，但因國有大喪，不想節外生枝，便同意了李繼遷的請求，任命其為定難節度使。暫時的和平一直持續到第一個千禧年，正如本章一開始所提到的，李繼遷奪得了宋軍的大批糧草後，解決了後勤問題，立即重新開始部署奪取靈州的戰鬥。但是這一次，李繼遷沒有直接攻城，而是先掃清了靈州的外圍——奪取了清遠軍與懷遠城。如此一來，靈州便淪為一座孤城，完全陷入孤立無援、與外界隔絕的狀態。而此時，遠在開封的宋朝君臣還在為靈州是棄是守的問題爭論不休，甚至有大臣明確主張放棄靈州，退守環慶路。
鹹平五年（1002年），李繼遷集合所有人馬，聯合蕃部，傾全力進攻靈州。通往靈州的餉道全部被阻斷，靈州危在旦夕。宋靈州知州裴濟用指血染紅奏書，表示十萬火急，請求宋朝派兵增援。宋朝的六萬援軍還沒趕到，靈州城破，裴濟戰死。李繼遷立即改靈州為西平府，作為夏政權的都城，他本人也遷居於此，還說：“我將借此為進取之資，成霸王之業。”由此可見他的勃勃雄心。
奪取靈州對李繼遷意義重大，從此他聲威大振，勢力越來越大。宋軍防線被迫後撤，回鶻朝貢宋朝的道路也被阻斷，在這種情況下，宋不得不與李繼遷議和，正式承認了他對銀夏四州的統治。至此，經過漫長而艱難的道路，李繼遷終於恢複了祖業。此時的他，剛剛三十九歲，距離他起兵反宋卻已經過去了整整二十個年頭。
靈州之失對宋朝的意義絕不是僅僅丟失了一塊土地。自唐朝失去河西之地後，靈州一帶便成為宋軍主要的馬源之地。李繼遷占據靈州，中國從此喪失了馬源，再也沒有大力發展騎兵的可能，直接決定了之後中原人民在與遊牧民族的對抗中處於難以扭轉的弱勢。
李繼遷對宋作戰勝利後，又將目光投向河西，涼州（今甘肅省武威）就成為他下一個目標。涼州居民以吐蕃為主，軍事力量強大，李繼遷卻以聲東擊西之計毫不費力地攻破了涼州。當時吐蕃六穀部酋長潘羅支（一名巴拉濟）已經與宋朝結盟，被宋授為朔方節度使，兼靈州西麵都巡檢使，他見李繼遷難以力取，便假意歸順，請李繼遷親自去受降。李繼遷的心腹謀士張浦認為潘羅支請降定然有詐，但李繼遷誌得意滿，十分自信，欣然前往，結果遭到潘羅支伏兵的襲擊，李繼遷沒有防備，大敗而回，他本人的左眼球被射破，敗退回靈州後不久，便與他的老對手宋太宗趙光義一樣，因箭傷發作死去，時年四十一歲。
令人驚訝的是，李繼遷的臨終遺言竟然是讓小名阿移的兒子李德明主動上表歸順宋朝，並且叮囑說：“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二·向敏中傳》）這自然是臥薪嚐膽、韜光養晦之計，因為此時黨項的實力實在無法與宋朝進行長期對抗，之前連年的戰爭，已經使人畜大量減少，黨項陷入了困境。
李德明遵從了父親的遺言，數次派使者到宋朝朝貢，表示願意歸順，但卻開出了種種條件。宋真宗一味求和，一律批準，於是封李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享內地節度使俸祿，並賜襲衣、金帶、金鞍勒馬、銀萬兩、絹萬匹，錢二萬貫、茶二萬斤。而李德明非但拒絕了送子弟到宋朝為人質的要求，也沒有任何承諾，僅僅寫了一張誓表，表示臣服宋朝。
李繼遷死的這一年，他的孫子李元昊還不滿周歲，這一年也剛好是宋朝與遼國簽訂澶州之盟的年頭。這個一開始以黨項的民族英雄出現在曆史舞台上、與宋朝周旋多年、令宋朝廷無比頭疼的黨項人死後，宋朝的威脅並沒有就此解除。伴隨著李德明、李元昊的崛起，黨項逐漸成為宋朝西北的心腹大患，由一隻夾縫中生存下來的小狼成長為真正的天狼。
2.絲路上的僧侶
絲路，全稱為絲綢之路，是指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時開辟的以長安（今陝西西安）為起點，經河西走廊（今甘肅）、西域（今新疆）到中亞、西亞，並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這條道路，開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在這條漫長而險惡的路上，來往的行人卻是絡繹不絕。不過這些人大多可以歸屬為三類人：各國使者、商人和僧侶。三類人目的則各不相同：使者是為了國家利益；商人是為了賺取財富；隻有僧侶，是為了弘揚佛法，是真真正正的資源，充當了文化交流的使者。正是這條絲綢之路，完整地見證了中國佛教的發展史。
故事都要從一個金人說起，事情發生在距離宋朝十分遙遠的漢朝。
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三月，驃騎將軍霍去病率領萬騎出隴西擊匈奴，這一戰中，漢軍大獲全勝，殺死匈奴折蘭王和盧侯王，俘獲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殺死俘虜匈奴兵共八千九百餘。當時漢軍深入匈奴腹地，能夠在補給困難的情況下取勝，主要是靠武器上的優勢。漢朝建國以後，冶煉之術大大提高，已經由青銅器時代進入鐵器時代，而漢軍的強弩能夠遠距離射擊，在抑製匈奴騎兵上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匈奴的經濟遠遠落後於中原，除了俘虜和馬匹外，也沒有其他能讓人高興的戰利品，但卻有一個金人，引起了漢軍主帥霍去病特別的注意。當然，並不是因為這個金人是純金做的，而是因為它被供奉在匈奴休屠王王庭的高台上，顯然很不尋常。據匈奴俘虜說，這是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來自遙遠而神秘的身毒（“身毒”念做“捐篤”）。
這個身毒是西漢對古印度的叫法，東漢以後稱天竺。一直到唐朝，去天竺取經回來的名僧玄奘在其名著《大唐西域記》（玄奘口述，辯機撰錄）中特別指出：“關於天竺國家的名稱，曆來很多不同的叫法，舊時叫做身毒，或者叫信度、賢豆，很是讓人混亂。如果根據梵文音譯，正確的應該稱做印度。”據說印度這一名稱係由印度河之名引申而來，但玄奘卻有自己的解釋和說法：“印度者，唐朝的話就是月亮。月亮有很多名稱，印度是其中之一。意思是說，所有生物生生死死，輪回不息，好像一個沒有光明的長夜，沒有一個清晨的掌管者，就好像白日既已落山，晚上就點上蠟燭，雖然有星光來照明，哪能如同朗月的明亮？就由於這種情況，才把印度比成一輪明月。實在是因為在這個國家，聖賢相繼出世，遺法相傳，教導群生，條理萬物，好像月亮照臨一般。由於這樣原因，才把本國家稱為印度。”此後，印度一名襲稱至今。為了方便起見，本書一律用印度來稱古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