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準死後，因家無餘財，其妻宋氏（宋太祖開寶皇後的幼妹）入宮啟奏，請求朝廷撥款，從雷州搬運寇準靈樞回故土安葬。結果，朝廷給予的撥款僅夠運靈樞到宋氏住地洛陽，根本不夠運回寇準故鄉下□。當時朝政大權都在劉娥手中，這顯然是劉娥故意所為，表明她仍然不忘當年寇準大公無私懲治劉氏宗族之仇。一直到寇準去世十一年後，劉娥病死，宋仁宗得以親政，才下旨準寇準歸葬故土，並為寇準昭雪，下詔複寇準官爵，追贈中書令、萊國公。宋仁宗還詔命翰林學士孫□為寇準撰神道碑，並親筆題“旌忠”二字為碑額，立於寇準墓前。皇帝親自題寫碑額，在當時是無以倫比的榮耀，由此也總算對寇準幾起幾落的一生作出了肯定。
關於劉娥，史官因其以貧賤之身登上權力巔峰，又是女流之輩，對其人多有讚譽，其實看她執政時信用之人如丁謂、王欽若、曹利用等均為奸邪之輩，便可知道其政治水平高下。劉娥執政前，宮廷支付財富需要“合同憑由”，而劉娥當政後，內侍隻要拿著“白帖子”，就可以隨意支取庫房物品，國家財富被耗費殆盡。尤其是她淺見薄識，無視軍備和邊防，導致積貧下又添積弱。而這種積貧積弱的形勢在宋仁宗親征對西夏的戰爭中暴露無遺。
7.蕭觀音案
最後要再簡略提一下澶淵之盟後遼國的狀況。
澶淵之盟是在蕭燕燕手中簽訂的，她也由此成為遼國曆史上最傑出的人物。她虛心誠懇，用人不疑，執法嚴明，絲毫沒有女子的軟弱。同時她自己也習知軍事，有男子一般的氣魄，甚至“親禦戎車，指麾三軍，賞罰信明，將士用命”，為遼國的勝利立下汗馬功勞，更是成為後世政治家效法的對象。
也正是因為蕭燕燕太過出色，遼聖宗不得不一直處在母親的羽翼和光環下。直到蕭燕燕死後，遼聖宗才真正開始執政，不過基本上還是延續蕭燕燕執政時的國策。他是遼主中在位最久的皇帝，非常崇拜唐朝詩人白居易，曾親自將《白居易諷諫集》翻譯成契丹文，不過晚年異常迷信佛教和道教，窮奢極欲。
此時的遼國漢化日深，契丹貴族已經不再以讀書為恥。尤其是遼國皇帝為了表示自己是與南朝（宋朝）平起平坐的北朝皇帝，在正式場合都穿著漢服，接見宋使時也是如此。不過接見一旦結束，便立即又換回胡服。
遼聖宗死後，長子耶律宗真即位，為遼興宗。這位遼興宗是一個性格活潑而純真的人物，他經常化裝成老百姓到民間微服私訪，出沒於酒肆、佛教寺院、道觀等地，一是明察暗訪，二是網羅人才，王綱、姚景熙、馮立等地位顯赫的高官都是以這種方式被挖掘出來的，甚至有些和尚被拜為三公、三師。他放蕩不羈，還與教坊使者王稅、輕謙等人結為異姓兄弟，經常出入其家，見到王稅的父母，也如兒子般揖拜。遼興宗本人十分迷戀繪畫，曾經將自己手繪的鵝、雁等作品贈送給宋仁宗，頗受好評。精於書法的宋仁宗也親自作飛白書（書體之一）還禮答謝。
不過，遼興宗的皇帝當得並不順利。他的生母蕭耨斤（遼聖宗元妃，原為宮人）野心勃勃，與遼聖宗皇後蕭菩薩哥展開激烈的權力之爭，遼興宗一度處於無權的地位，“不親庶務”，無所事事下，難免鬱鬱寡歡。蕭耨斤害死蕭菩薩哥後，猶不知足，還打算廢除兒子的皇位，改立少子耶律重元為帝。幸好耶律重元及時將母親的陰謀告訴了兄長，遼興宗下定決心囚禁了生母，這才正式開始親政。
然而，對於遼興宗而言，又有新的危機，弟弟耶律重元自恃有功，勢力越來越大，對皇權形成了威脅。遼興宗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封重元為皇太弟，承諾將來傳位給他，由此埋下了更大動亂的隱患。遼興宗的妥協、退讓，隻能讓重元更加囂張。兩兄弟的矛盾逐漸激化，為了取得優勢，甚至都暗中謀求宋朝的支持。
遼重熙二十三年（1054年），宋使王拱辰在混同江拜見遼朝皇太後和遼興宗，記載了所見所聞：“契丹國母愛其少子宗元（即重元），欲以為嗣，問拱辰曰：‘南朝太祖、太宗，何親屬也？’拱辰曰：‘兄弟也。’曰：‘善哉，何其義也。’契丹主曰：‘太宗、真宗，何親屬也？’拱辰曰：‘父子也。’曰：‘何其禮也。’既而契丹主屏人，謂拱辰曰：‘吾有頑弟，他日得國，恐南朝未能高枕也！’”（《續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七》）。由此可見，遼興宗與耶律重元的矛盾已經劍拔弩張。
遼興宗死後，兒子耶律洪基即位，為遼道宗，他必須麵對叔叔耶律重元坐大的重大威脅。為了緩和緊張局勢，遼道宗聽政的第二天，便冊重元為皇太叔，享有入朝免拜、不稱名的特殊待遇，不久又任他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再賜金券，尊寵倍至。但耶律重元的兒子涅魯古果斷陰狠，慫恿其父奪取皇位，一場陰謀開始了緊鑼密鼓的策劃。
嘉祐八年（1063年），剛好是宋仁宗死的這一年，耶律重元與兒子涅魯古策劃在遼道宗秋獵太子山時發動兵變。但消息意外被宮人耶律良得知，報告給了皇太後（遼興宗皇後）。皇太後將消息告訴遼道宗後，遼道宗竟然不相信。他派使者去召涅魯古，結果使者被涅魯古拘留後設法逃回，這才確認叛亂是真。雙方大戰一場，涅魯古被殺，耶律重元北走大漠，窮蹙自殺。這一段史實便是金庸先生名著《天龍八部》中大俠蕭峰助契丹國主耶律洪基平叛的故事原型。
自宋朝與遼國簽訂澶淵之盟後，兩國邊境總體晏然，然而到了遼道宗這裏，糾紛開始發生。
熙寧五年（1072年）春，遼國騎兵數千人來到宋遼雙方界河裏捕魚，並有部分騎兵越過了界河，當宋朝士兵前來阻止時，雙方發生爭吵，衝突中遼兵甚至出手打傷了幾名宋兵。宋神宗收到奏報後心有不快，但此時他正頂著巨大的壓力支持宰相王安石變法改革，即曆史上著名的“熙寧變法”，朝內反對變法的人前仆後繼，而且不斷有異常的自然現象出現，比如一開年黃河大堤就出現兩處大決口，導致洪水泛濫，黃河下遊的恩（今河北清河）、冀（今河北冀縣）二州受災嚴重，宋神宗為此憂心忡忡，食不甘味。而西北邊境還有西夏正在虎視眈眈。遼國騎兵越境衝突之事，正好是發生在宋神宗內外交困之時。他權衡利弊下，沒有對遼國作出直接反應，隻是將情況通報遼國，向遼道宗提出外交抗議。而遼道宗卻沒有任何反應，小隊的遼兵依舊不斷進入宋朝境內騷擾。
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宋真宗都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基本上完全繼承了宋初製定的政策——即宋太祖、宋太宗製定的“祖宗之法”。到宋神宗即位之時，宋朝開國已經將近百年，積弊日深，國內危機日益嚴重，邊境還麵臨遼國和西夏的嚴重威脅。而宋神宗即位之初，年輕而富有朝氣，對此內憂外患的局麵十分焦慮，想緩解危機、富國強兵。他深信要改變現狀，變法是唯一的辦法，曾經對宰相文彥博說：“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召王安石入對。王安石力陳富國強兵之術，提出變法理財的主張，而這主張正與宋神宗的理想相同，於是君臣二人決定為了共同的理想實行變法，由此而誕生中國曆史上的重要政治事件：熙寧變法。理想是好的，但實現起來並不簡單，因為治理好一個龐大的帝國不是靠一個皇帝和一個宰相就能實現的。就王安石本人來說，他是一個政治家，更精確地說，他是一個理想的政治學家。如果是一個政治家，沒有強有力的執行班子，他一定會等待更好的時機。政治學家則更在意實驗他的理想，無論班子得不得力。這是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區別。不幸的是，王安石湊巧就是站在理想主義的一邊。正因為如此，新法從一開始就顯得不切實際。加上他識人眼光不準，用人度量不夠，熙寧變法慢慢走進了怪圈。而最為關鍵的是，熙寧變法的影響和意義還不止於此。在新法推行的過程中，變法派與保守派由最初的政見不同，逐漸演變成意氣之爭，且愈演越烈，從而演變成宋朝曆史上最大的黨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