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類題材有蔣光慈的短篇《我在懺悔》（1936年），是參加革命的弟弟寫給哥哥的三封信，訴說因看望母親和哥哥而深深懺悔，覺得自己不應該離開革命戰線。
巴金的中篇《利娜》（1940年）寫成於1934年10月，連載於《水星》月刊。是沙俄時代俄羅斯貴族少女利娜在監獄中，寫給她的波蘭女友的19封信，敘述她愛上革命者波利司，並在他被捕流放後一直追隨到西伯利亞，自己也成長為一名堅強的革命戰士的故事。這些監獄來信與羅莎·盧森堡《獄中書簡》的那種樂觀堅定頗為相似，而其中一段轉述波利司對沙俄政治、經濟、社會、軍隊和宗教的痛快淋漓、無所顧忌地揭露與詛咒，那種決堤洪水般的宣泄是最富於巴金特色的。
反映抗戰的有許地山《無法投遞之郵件·續》中的三封書信，一反早期《無法投遞之郵件》中的愛情題材，寫作者以殷切的心情關注國家、人民和革命的前途，並富於戰鬥精神；而到了《危巢墜簡》（1933年），篇名便透露出“簡墜”且“巢危”的現狀與作者的憂慮，文本既控訴了日寇侵略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又揭露了大敵當前一些人趁機大發國難財，有殺害農民當馬肉賣的老板，也有頂著虛名不抗戰的將領，還有不明真相以為獻劍獻旗就是愛國的純真青年，寄托了作者麵對民族危機憂心如焚的感情和對出現真正的民族英雄以挽救國家危難的渴望，文本的剛勁風格與作者五四時期書信體小說的清靈迥然不同。王藍《美子的畫像》（1943年）寫中國青年與日本女子青梅竹馬，抗戰的爆發給他們的愛情帶來障礙，最終民族大義戰勝了兒女之情，青年在戰鬥中殺了已是侵略者的女子的哥哥。羅蓀《未發的書簡》（1944年）則敘寫日軍占領下的哈爾濱，一個銀行職員的內心的愧疚無奈與做亡國奴的痛苦和最終精神失常的慘劇。
沙雷的《熱情交響曲》（1946年）是熱戀者雙方的情書，大概是抗戰勝利後愛情題材的一種回溫。白夫《沙漠裏的煩惱》（1947年）寫在一家夜總會供職的青年亞蒙，他經曆了幾場似是而非的愛情，生命中留下了幾個女性的倩影——白蒂、塞棣、露萍、南瑞和愛倫等，與白姊的戀愛才是最純真完美的。亞蒙來到武漢進入政界，一路飛黃騰達被派往外蒙古烏托盟外交部工作，後被有著民族紛爭的居民刺傷，並危及生命，最終為不連累白姊，亞蒙放棄了和她的真摯愛情。在文前序中，作者寫道：“生之迷茫；愛之煩惱；思想的彷徨；政治的波動；社會的陰暗麵以及青年追尋完美人生程序的熱情都充分地在這些書信中流露著。”小說頗有浪漫傳奇色彩，展示的社會生活也較為廣泛，從上海的夜總會到武漢的軍政界再到外蒙古的外交部，地域跨度大，環境差異也極大，作者寫來卻遊刃有餘。
師陀的長篇小說《結婚》（1947年）結構比較複雜，上卷為主人公胡去惡寫給未婚妻林佩芳的六封信，告訴她自己正為了兩人將來有一個體麵的婚禮而奮鬥，他先是找世家之子田國寶借錢，再是讓錢亨幫忙炒股票。下卷采用第三人稱全知敘事方式，展示洋場複雜的人際關係和利欲情欲的角逐。為了自己的前程，去惡轉而追求田國秀，未料被所有的人欺騙，錢亨揮霍了他的錢，田國寶以自己的名字出版了去惡用來作借款抵押的兩部書稿，國秀並不愛他隻是把他當作失去錢亨時的替代品，當錢亨為金錢再次回到她身邊時，去惡馬上成了多餘的窮鬼，而他卻為高攀田家已經斷絕了與佩芳的來往。作品與司湯達《紅與黑》有相似之處，都是窮家子弟一心想進入上層社會，卻被冷酷地拒之門外，最終碰得頭破血流的故事，主人公都因最後的報複而丟掉了生命。“師陀創造了一種新的小說體式，由裏及外地對人物的行為方式和心靈世界實行雙重透視。”上卷書信體的采用，對於整個事件的源起和去惡的動機交代清楚，透過他給佩芳的書信中看似合理的行為解釋，已經能洞察他性格中虛榮的弱點為日後悲劇埋下的隱憂。從書信中我們知道他的一心渴求進入上層社會，自有其內在的出身原因，庶出的他從小受人欺負，長大成人很想有一番出息，體麵的婚禮便是他奮鬥目標的第一步，但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他又改變了初衷，想要更大的或者說是根本的脫胎換骨，田國秀就是他的扶梯，可惜，這美夢破碎得太快了。隻有在最後臨死的一刹那，他才清醒了，但已經太晚，而且這種清醒也隻是一時的，真要給他重來的機會，他依然會做他做過的一切。然而讀者之所以對去惡有一絲的同情和惋惜，是因為他天良未泯，還為受騙感到氣憤並直接采用意氣之舉，而不是賣了錢亨的藥以流氓手段對付流氓，他還不適應洋場社會的潛規則，他還沒有被完全染黑。使作品具有豐富內涵的還有兩個去惡在飯館認識的人物——黃美洲和他的情人老處女，黃原本是個風流倜儻的華僑子弟，還娶了大學的校花，但因為梅毒病發，妻子跟給他治病的醫生私奔了，黃與他們打了五年的官司，準備榨取十萬後再告其通奸罪，使他們永遠不能結婚，最後終於得了三萬元的賠款，於是在飯店中與老處女舉行婚禮並等待著去惡和錢亨等“朋友”的到來，而此時窗外的街道上報童正在吆喝看新聞，就是去惡前一晚上刺殺錢亨被警察擊斃的消息。作者文筆幽默，使整個故事情節呈現悲喜劇雜糅的特點，描繪了一幅光怪陸離的洋場群小浮沉圖。
王西彥的中篇《還鄉》（1948年）以“我”回到家鄉的所見所聞，反映抗戰勝利後，農村的衰敗與凋敝及家鄉各色人等的悲慘遭遇，最為集中的矛盾是國民黨抓壯丁為害一方，讓老百姓毫無人身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