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繁盛期凝視社會與生活的低吟(2 / 3)

當這些走出家門的遊子在社會上不能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或因遭受挫折而憂鬱憤懣內心失去平衡時,他們往往把目光投向故鄉,希望用鄉情、親情來平複創痛。然而,故鄉已非兒時的天堂,親人也不再以當年的恩寵給其以愛撫,失望之下,要麼硬著頭皮死守,要麼再次離去。於是“回歸又離去”成為現代小說一種常見的情節模式。魯迅《故鄉》的開頭最能代表這些遊子對於歸鄉的失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阿!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景物還在其次,人情的冷漠勢利更是讓人齒冷心冷。向培良《六封書》(1926年)寫在外漂泊的知識青年,滿懷希望地歸家,“人窮則反本,我已經決定了歸我的故鄉。從此,我要像經冬的蟄熊,把浪遊的心思收起。蜷曲著我的心靈,靜默的聽大地的呼吸,自然母親的默視。”然而家已非他所想象,父親的冷淡疏遠,親人的客氣淡漠,朋友的陌生拘謹使主人公意識到“我同他們已經兩樣,這中間隔著不可越之坑。”於是在失望之餘“又提著那個皮包,依然是我一個人,緩緩地向口岸走去,轉彎的時候,就是那從先的大楓樹底下,我回頭一望,對於這故鄉的永別,我心理似乎一動,但即刻冷冷地消滅了。嗬。我歸來時無人歡迎,我出去時無人留戀,永遠的孤零,永遠的淡漠嗬!”這一次是永遠的離去,從此浪跡天涯,以前心中那僅有的一絲暖意也已冷若死灰了。

徐培仁的《一個漂泊者》(1929年)中,作者聲明:“這裏麵沒有戀愛,沒有革命,沒有美麗的言辭,也沒有誘人的魔力;所表現的,盡是些平凡話,是充滿了悒鬱,悲憤,墮落,懺悔的話。”小說是愛情失意的知識分子顧子橋的漂泊流浪史,從學校到寺廟、教堂、朋友住處,到處漂泊借宿,做教師、家教、賣書小販,最後到菲律賓一個馬戲團變魔術,有錢了,卻因心上人無法聯係而自暴自棄,染上梅毒回到上海,卻在醫院裏與情人重逢。雖然小說結局尚有一絲苦澀的安慰,但整個漂泊過程充滿了淒楚與艱辛,特別是到馬戲團以前的生活。小說與《少年漂泊者》有著相似的標題,也與其同樣有著廣闊的社會背景,鏡頭隨著主人公的腳步不斷變換,醫院、學校、寺廟、教堂、馬戲團、上海、菲律賓、貧民窟、大戲院等等,移步換景的手法既為讀者展示了豐富的文本內容,也大大擴展了書信體的表現領域,是不多見的社會內容和人物心理緊密結合的書信體小說。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比較豐滿多樣,寺廟裏的老和尚在出家前先後訂過三樁親事,但新娘都在臨近結婚時得病而亡,且死時都是一樣的苦雨天氣,幾近神經錯亂的他從此少言寡語,與青燈古佛為伴以平息心中對三個少女的內疚;教堂裏仗義的女郎K,B學校的校長老處女W,甚至主人公作家教時的兩個調皮的孩子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的文筆生動,語言幽默,因此雖然人物經曆坎坷艱辛,讀來卻是哀而不傷,富有情趣。

王實味的《休息》(1930年)是作者不多的小說中的一篇,相較於一般同類題材其積極抗爭的特色非常鮮明,文筆細膩而不瑣碎,人物形象充滿了陽剛之氣和不屈的鬥誌,絲毫沒有病態的傷感和自哀自戀,惟其如此,造成悲劇的原因才更發人深思。文本以實薇寫給涵哥的“誄文”開頭,後引涵哥致他的十一封信。秋涵本是一個英逸峻拔的熱血青年,滿懷著要有所作為的雄心壯誌,從學校畢業到郵局工作後飽看了其中的黑暗齷齪和人際間的殘酷無情,高強度的勞動摧殘了他的身體,患了嚴重貧血而回到家鄉,昂貴的藥費不是他這樣家庭所能承受的,不願再連累親人的他,一貫反對自命覺悟的青年人自殺或失戀者自殺的他,最後自己卻投水而去。“現在我是毫無顧念地要離開這世界了,但一想起一年前的我,還是個壯健活潑的青年,不知為什麼一年後的今日,我便不得不投向,投向死神底懷裏,我底血是哪裏去了!我的力是哪裏去了!嗬嗬,薇弟,母親的死固然是我生命裏一道深重的創傷,但吮竭我底血液,斫盡我底精力的,實在是這血腥肉臭的社會啊!”與《孤雁》或《沉淪》裏的自殺不同,他是悲憤的自殺,是力竭而亡,可見其心有不甘,所以自己一再強調隻是到碧波中去休息,並寄希望於薇弟繼續為社會為人類而努力。而薇弟沒有辜負他的重望,在“誄文”末,他告慰涵哥的在天之靈:“可使你聽見喜歡的,便是我已從一個柔懦的書生變成個勇敢的人生戰士了——這也許是受了你的感化。”作者本人後來的所作所為也的確當得起他對自己的評價。與文中的秋涵有同樣結局的俊夫是劉大傑《殘花》中的主人公,上一節我們以革命文學的角度討論過這部作品,若從人物心理變遷來考察,它也深入地描繪了知識青年的心路曆程。從對革命充滿信心對愛情滿懷希望,到事業受挫,女友離去,繼而被朋友之妻單戀,自己被黨開除,工作情感的雙重失望之中,家中又是妻病母亡,貧困交加,主人公心靈終於不堪重負而崩潰,最後跳水而亡。雖然以失敗告終,但這些青年竭盡全力地奮鬥過,他們就是英雄。

自殺成為這類題材中的關鍵詞,情場失戀,職場失意乃至絕望,不堪生活重負,難當家人眾望,貧病交加之下,青年人往往以結束生命來尋求逃避和解脫。孫鏡秋《CF的遺書》(1929年)中CF還是有著較溫暖的家和恩愛的妻子,卻因疾病(吐血)的糾纏,最終放棄了生的希望。作者在文後寫到:“CF在苦痛的生活裏,他覺得已經失掉了抗鬥的力量;他隻是憤恨,詛咒,以至於讚美死!他卻不能積極地抗鬥,從抗鬥中去找生趣。這就是CF這弱者底弱點——正如一位朋友對我所說的,‘無力’便是他的‘不幸’!”這段話道出了眾多知識分子共同的弱點,但當時的社會也的確沒有給他們以奮爭的機會,或是抗鬥以後碰得頭破血流,便隻有放棄了。總之CF是概括了那個時代知識青年一種客觀的生存狀態,哀其不幸也罷,怒其不爭也罷,隻能是他人的想法,事實卻是無法改變的。從另一個角度看,人物的自殺也是作者悲觀絕望等負麵情緒的一種釋放,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是依照自己親身經曆寫的,維特的煩惱就是歌德的煩惱,但結局並不一樣。可以說歌德比他的維特更堅強,考察其創作心理,這裏也有一種情緒的轉移,正如閱讀可以釋放讀者的各種強烈的情緒,寫作同樣可以使情感重負下的作者得以解脫。所以現代小說中主人公自殺的例子很多,一方麵是社會現實逼迫和人物自身心理發展邏輯所致,另一方麵未嚐不是作者對社會間接表達抗議和宣泄不滿的一種方式。

2.其他階層的心理白描與生活寫真

按照一般想象,書信體小說比較善於描寫人物心靈的內世界,對於表現社會環境、反映生活現實有著先天的不足。然而,從出版數據來看,社會寫實題材占總數量的比例僅次於愛情類,位居第二,其內容涉及社會和家庭兩大方麵,表現手法基本上都是現實主義。

社會生活題材的小說緊緊承接“問題小說”,但所反映的社會生活麵要廣闊得多。如果說前麵提到的張資平《曬禾灘畔的月夜》中女子最後的墮落,除去社會原因外,個人的懦弱與享樂也要負責任,病夫的《死颶》(1929年)則把批判的矛頭直指社會。東亞病夫本是曾樸的筆名,這裏的病夫即曾樸的長子曾虛白,原名曾燾,字熙伯。小說是弱女子一再遭受迫害的又一例證,兒時還不諳人事的瑛,無意間說出母親常和隔壁的“王伯伯”來往,父親一怒之下與母親決裂,母親把怨恨全發在女兒身上,瑛過著丫頭不如的生活,挨打受罵是家常便飯。年齡稍大實在不能繼續忍受,在女尼悟真師太的幫助下,瑛逃出家門到山東尋找父親,在南京住旅館時遇到好心的王太太,勸她不必再要這樣的父母,跟她到揚州去過活,平素不曾看見過別人好顏色的瑛感激之下,認其為幹媽在揚州度過了平靜的三年,並由其做主嫁給教員徐仁甫。徐一次酒醉後說出是用五百塊錢從王太太手裏買她做小老婆的真相,走投無路的瑛隻好忍耐,一年後生下可愛的兒子阿新,她的心裏寬慰得多了,不想表妹卻找了來,並且第二天領來了瑛的父親,而徐仁甫在得知消息後已經獨自跑掉了。父親把捆回家的瑛關進柴屋,以敗壞門風罪讓她自殺,瑛用父親給的自殺用的刀子挖了一夜,天明時抱著兒子逃到尼姑庵投奔悟真師太,萬不料悟真因貪徐仁甫的賄賂,為他偷走阿新。瑛對於人間徹底地絕望了,她要化成厲鬼來報複這些醜惡的人類。雖然整個故事情節曲折傳奇,但文本仍是以展示人物心靈情感為中心,以其情緒變化為線索,而書信體的運用使虛白小說本就擅長的心理描寫如虎添翼。瑛在無知犯錯後備受母親虐待,但幼小的心靈仍然時時渴望母親溫暖的懷抱,就是在離家出走後,還幻想哪怕母親派個仆人來找她,她也會立刻回去。之所以上王太太的當,還是因為她本質善良,得知丈夫買她為妾,從小就逆來順受慣了的她再次選擇忍耐,直到父親的出現並且不許她帶兒子一起走,她才第一次反抗了,最後被逼上絕路的瑛說“我確信有鬼,我確信有嚼人如嚼豆的惡煞,我情願犧牲掉這個不無戀戀的生命,變成這樣一個惡煞。人類毀滅我,是我的讎仇,上天入地,此靈不滅,總有報仇雪憤的一天!”從一個小心翼翼逆來順受的弱女子到這樣一個怨憤的複仇者,是社會的逼迫使然。除了瑛母子,小說中所有的人都是惡的,甚至包括尼姑庵裏的佛門子弟,看似諷刺筆法,實際是出於作者對整個人類喪失人性的失望。

謝冰瑩《給S妹底信》(1929年)的寫信者傅鳴與S是女師裏最要好的朋友,以至被稱作“同性戀愛的先鋒”,S自從和L君戀愛後,心思全用在二人世界,不再讀報寫文章了,同學T的丈夫莫是個粗俗卑鄙的軍官,隨便勾引女生F同居,而當T去看丈夫並邀S同行時,她一起去了,並作了莫的二姨太,L也為她吐血而亡。這封信滿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惋惜,最後傅鳴力勸其脫離苦海,救已死的自己出墳墓,而且立誓要想再相見,除非S已作“人”。《勝利以後》寫受過教育的女性在經過努力獲得愛情婚姻後的失落與苦悶,《給S妹的信》則敘述剛從校園中走出的女子麵對各種物質誘惑時,對於真情和理想的放棄。就像西方貴族女校或修道院所培養的畢業生一樣,她們隻是增加了享樂的方式,卻蛻去了素樸的本真,增加了虛榮的矯情,如《項鏈》中的瑪蒂爾德、《包法利夫人》中的愛瑪等等,若就此而論,幾乎可以得出教育害人了,尤其是對於那些達不到這些小姐消費水準的家庭。作者也對新文化運動下的女子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金錢、勢力、名譽,不知騙去了多少有誌的婦女?她們求學的文憑,做了時新的嫁奩,在校所學的功課,做了情書的指南。”對於S妹的墮落,寫信者也是作者認為其“不能吃苦,不能忍耐,意誌薄弱,思想動搖……也應該負大部分責任。”所以本文雖然抨擊了社會對新女性的欺壓,更為重要的是提出婦女問題的關鍵不僅僅在於接受知識教育,也許對於堅強和獨立人格的塑造才是最首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