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天然地擔負起了啟蒙的重任。茅盾總結說“人的發見，即發展個性，即個人主義，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的主要目標”。鬱達夫亦有相似論斷，並分析得更為具體深入：“五四運動的最大成功，第一個要算‘個人’的發見。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的，現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無何有乎君，道之不適於我者還算什麼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沒有我則社會、國家、宗族等哪裏會有？以這一種覺醒的思想為中心，更以打破了桎梏之後的文字為體用，現代的散文就滋長起來了。現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個作家的每一篇散文所表現的個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來得強。”這段關於現代散文的論斷，應該說適合於整個五四文學，而走上文學正宗、創作呈繁榮景象的小說亦不例外。梁啟超“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話或許有誇張偏頗之嫌，但是小說的確以它的情節性、通俗性吸引著最多的文學閱讀者，擁有著從大學教授到識字的工人，從青年學生到家庭婦女的最廣泛的受眾麵，即所謂“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要想通過文字的潛移默化來進行先進思想意識的滲透，進而影響人們的思維和行動，舍此其誰呢？
上引鬱文中的“以打破了桎梏之後的文字為體用”實際說的就是文學中“文體”的革新與改變，新的內容必須用新的形式，更何況“新的文體”並不僅僅意味著形式的差異，它還與寫作者的思想情感、心理特征緊密相連，是一個綜合的全方位的立體變革。“由個性解放的思想進入到心理結構的大調整，又由新的心理結構而帶來‘人’的話語方式、話語結構，這正是文體自覺意識得以產生的內在邏輯。”朱文的這一論斷準確地描述了五四抒情新文體的產生。
五四是一個抒情的時代。中國文學的抒情風采以往是更多地蘊藏在詩歌和抒情散文中，郭沫若的《女神》所達到的民族與個體精神的融合以及詩人寫作的自由狀態就頗有李白遺風，那麼首先打破中國情節小說格局而推動抒情小說發展的，就不能不是身兼詩人氣質與小說家才能的人。郭沫若、鬱達夫等恰可擔此重任，郭在翻譯《少年維特之煩惱》（1922年）後，自己又創作了書信體小說《落葉》和Donna Carmela（1926年）等，鬱氏寫於1921年的《沉淪》則開自敘傳小說的先河，1923年的《蔦蘿行》在同樣的自敘傳特色之上又運用了書信體。另外較早以書信體來刻畫人物內心、抒發自我情感的作家還有冰心和廬隱等等，在這些作品中，均是以“我”為描述對象，用完全不同以往的觀念重新發現和關照自我，特別是情感世界的波瀾起伏，進而展現心靈的圖畫和情緒的樂章。而“如果作家以不同方法去看自我，他也將以不同的方法去看他的人物，於是一種新的表達方式自然而生。”正是在這種新的眼光和新的表述方法中誕生了書信體小說。關於這一點，陳平原先生從敘事學角度給予了總結：
由於作家對自我的認識和估計發生變化，創作中作家主體意識的作用以及小說中人物心理描寫的地位也就發生變化，因而，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才勢在必行。小至日記體、書信體小說的崛起、第一人稱小說從記錄習聞轉為抒發情感；大至小說家注重表現自我，故從以情節為結構中心轉為以人物心理為結構中心，從依照事件的自然時序謀篇布局轉為以人物情緒或作家審美理想為尺度重新剪輯敘事時間，選擇不同敘事角度以便在故事的敘述中更好體現作家的主觀意圖。——所有這些，都跟五四作家發展個性表現自我的自覺要求相適應。
中國古代小說基本以客觀寫實為主，情節性是小說區別於其他文體的根本特征。到了五四時期，小說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抒情性小說的出現使五四文壇別開生麵。正如上麵的論述，“人的發見”是此時期文學的顯著特征，作家們前所未有地關注自己的內心，關注人物的精神世界，熱烈真摯的情感似壓抑已久的地熱，遇到時機便噴薄而出，大有一發而不可收之勢。普實克先生論述五四文學的主觀化傾向，李歐梵先生評價五四作家的傾訴性調子，都抓住了五四作家精神風貌中這一突出的側麵。正如新詩的文體是與詩人情感同構的，書信體小說也是如此，第一人稱敘事表麵看來隻是敘述形式問題，但實際上對於現代性的自我建構是一個相當關鍵的問題，它既為作家開辟了一條進入自己心靈的捷徑，也為讀者提供了毫無限製參與虛構人物內心活動的機會。它與對人物內心精神的關注相呼應為一體，而對於“你”的傾訴和告白又完全符合和體現了抒情小說的藝術特色。孫俍工在《小說作法講義》提到書簡體是“一種包含著主觀和客觀的，一麵抒發主觀，一麵敘述客觀的小說。”的確如此，書信體小說雖然重在抒情，但也不乏對於現實人生的寫實之作，隻是這種寫實被蒙上了作者強烈的主觀色彩，是主人公眼裏和心中的現實世界，而且在對這世界進行描述時，其筆墨也側重於表述人物的內心感受。前者主要是以愛情為主題，或熱烈纏綿或頹喪感傷，如彭家煌《皮克的情書》、雷導哀《愛的殘痕》（1930年）等等；後者則有社會寫真、敘寫知識分子個人經曆的文本，如王以仁《孤雁》（1926年）、左幹臣《他瞎了》（1929年）等等。但無論哪一種，傾訴性都是這種文體最根本的特征。
書信體小說的文體結構取得了時代共性與作者個性的統一，它的情感結構與書寫者的心理結構相呼應，是後者的物化，這種異質同構又是在五四時期“人”的覺醒背景下才形成的，而這一背景中還有特別值得重視的西方文學尤其是書信體小說的引入，其中又以郭沫若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的影響最為廣泛和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