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信體小說獨特的文體特征使它迥異於其他類型的小說，更擅長於抒發和表現作者及人物的個體生命和心靈特征。正如馮沅君所說，“文學作品必需作者的個性”，而對於五四作家選擇書信體小說形式的原因，她有著自己的理解“我以為較其他體裁的作品更多含點作者個性的色彩”。因為是以書信的形式進行敘事，這類小說便擁有書信的一係列特性，如真實性、傾訴性和強烈的個性色彩。魯迅對於書信寫作有過這樣的認可：“作者本來也掩不住自己，無論寫的是什麼，這個人總還是這個人，不過加了些藻飾，有了些排場，仿佛穿上了製服。寫信固然比較的隨便，然而做作慣了的，仍不免帶些慣性，別人以為他這回是赤條條的上場了罷，他其實還是穿著肉色緊身小衫褲，甚至於用了平常決不應用的奶罩。話雖如此，比起峨冠博帶的時候來，這一回可究竟較近於真實。所以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注釋。”相較於其他文體，書信體的真實性更為強烈，而周作人之所以對文人尺牘情有獨鍾，亦是因為其寫作時身心放鬆所形成的真實自然的藝術特征。小說的具體內容雖然是虛構的，但必須是合乎情理的，即魯迅所謂不必是發生過的，但必須是可能發生的。從社會現實和生活邏輯出發的內容加上書信的敘事形式，書信體小說因為其真實感而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雖然作為研究者我們可以稱其為“偽書信”，但在文本的閱讀過程中也往往防不勝防地深陷於作者所設立的收信人情境之中。
同樣的道理，書信體小說的傾訴性則是來自於書信自身的交際功用。人們的日常生活之所以離不開書信，就在於它能夠傳遞信息溝通情感，將其付之與小說中的情人、朋友或親人之間，在文本所表達的內容之外，便平添了一層傾訴告白的藝術特質，使書信體小說散發著濃鬱的抒情色彩，這使得閱讀者產生一種欣賞錯覺，即自己就是書信的接受對象“你”，與寫信者的“我”聲息相通，於是極易形成心靈和藝術的共鳴。書信體小說因其傾訴性所生成的“參與感”正是它與日記體小說的相異之處，前文分析過，因為有了收信人的客觀“監督”，書信的真實性要強於隻是主觀書寫的日記，同樣，有了第二者的閱讀參與，書信體小說的內涵也極大地增強了。情感強烈者如愛情類自不必說，就是相對客觀的敘寫知識分子生活窮困或者描繪社會現實的文本亦是如此。沈從文《一個天才的通信》假托編輯身份公開了一位作者即“天才”的來稿，小說主體用三封寫給編輯的長信形式，把靠賣文為生的“我”貧病交加的慘狀描寫得淋漓盡致，而其中對於編輯們的不滿、無奈、哀求和最後的訣別卻尤為打動人心。
與前兩點緊密聯係的是，書信體小說極富個性色彩。書信尤其是文人書信寫作本身的私密性使得作者暢所欲言、恣意揮灑，在身心放鬆和無須掩飾之中，寫作者的個性得以充分展示，於是“無意於佳乃佳”，恰是在一派率直中，我們看到作者的真實情感，並領略其獨有的人格和藝術魅力。書信體小說也是同樣，加之文人作家自身獨特的藝術風格和文學才情，更使得此種文本個性強烈，風味獨具。冰心的清麗溫婉、廬隱的深刻犀利、羅西的熱情濃烈、左幹臣的沉鬱悲愴，在此文體中均得到了酣暢淋漓的發揮。
不能說五四文學特征天然地體現於書信體小說，但書信體小說的確集中地表現了五四的時代共性和自由個性的統一，它在此時期的產生以及1928—1930年的繁榮有著深刻的時代因素。
2.文體的自覺與人的自覺共生
傳統意義上的文體即指文章的體裁，是“文學作品形式的要素之一。文學在反映社會生活時，由於運用語言、塑造藝術形象、進行結構安排等方麵的不同特點而形成的不同樣式或類別。”正是基於類似的定義，以往我們在研究文學文體時，往往將文本的形式和內容割裂開來，隻關注其形式方麵的特征或進一步考察這種特征對於表達文本中心所起的作用，而對於文體與作者的關係，即人對於文體的選擇未曾涉及。這樣的研究勢必是孤立的、片麵的和單薄的，所幸近年來已經有學者開始注意到這方麵的缺憾，並提出新的文體學理論。朱德發、張光芒在《五四文學文體新論》一文中指出，“作為一種語言係統，在文體這一概念裏，顯然包含著言語主體（人）、言語載體（由一定的語言詞彙、規則所形成的言語鏈），以及言語信息三大要素，而文體的一個顯著功能就是將這三者凝固起來，從中顯示出獨特的審美意蘊，從而確立起文體的美學價值。……文體不僅僅是形式，也不僅僅是內容，它同時具有形式的一麵也具有內容性的一麵，兩者以膠著的狀態統一於文本的話語流程中。總之，文體就是文學作品中由主體的審美心理和精神結構所物化產生的話語體式。”這樣的認識就用文體把寫作主體“人”和後來形成的文本緊密聯係起來，並強調了主體的主觀性藝術特征，而所謂“物化”的過程則頗有“異質同構”的意味，是一種主體本質力量的對象化。以這種眼光和角度去考察五四時期的新興文體，就會發現它們的出現絕不僅僅是形式的因素所能概括的，而書信體小說的產生也就有著深刻的時代和文體兩方麵的因素。
五四是“人”的發現與覺醒的時代。所謂“人”的覺醒首先應該是精英人群即知識分子的覺醒，以天下為己任的他們在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時，不約而同大都把眼光投向了西方世界，出國留學成為一時熱潮。在自身固有的傳統儒家思想與西方現代文化發生激烈碰撞時，對他們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英法等國人本主義的人文思想。對於這些來自雖然經曆了辛亥革命但封建意識仍然相當濃厚的老大帝國的求知者，“以人為本”、“個體自由”、“個性解放”的口號如春風撲麵，“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似甘霖沁心，要強國家，必須先強國民。於是回到國內後，他們紛紛從啟蒙和改造國民性入手，要喚醒國人對於自身的“人的價值”的肯定意識，魯迅從看客的麻木中痛感療救思想重於醫治肉體，“立人”成為五四先驅們的共識，而他們用以啟蒙的工具則主要是文學的教化功能，即靠手中的筆來推陳出新。周作人回憶當年在學堂裏的閱讀對象有“《新民叢報》、《新小說》、梁任公著作，以及嚴幾道、林琴南的怪書。”可見學校給予學生的，絕不僅僅是專業知識，青年人思想解放，勇於接受新生事物，又是國家的未來，啟蒙自應從他們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