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書信尤其是文人書信在五四後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而從散文化書信脫胎而來的書信體散文，則使這種文體徹底脫離了其與生俱來的實用交際功能，完全以文學作品的麵目出現，從而具有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特質。這其中又以愛情為最集中最熱門的話題，這一最具人類共性的情感是時代主力軍——青年們所關注的核心，特別是五四以來社會對女性問題的重視和女性作家的崛起，情書的寫作和出版成為一時之盛，這在古代傳統文人尺牘中是不曾見到的。當然情書最先是為情人間溝通情感服務，而一旦公開出版時，作者也是要進行一些藝術加工的，從《兩地書》對人名的隱晦和一些語句的刪改，到《雲鷗情書集》的假托綠衣人送信再到《昨夜》“恐怕讀者看了不舒服”的有所選擇等等，都使它們已經脫離書信原來的本真狀態，具有文學作品的性質。
1.最熱烈的書信——情書
中國古代尺牘雖然極為發達，但卻留有一個令人遺憾的空白——情書的匱乏和女性尺牘的欠缺。這令尺牘選家尤其是當代選家們大傷腦筋，隻好用野史或筆記小說中的傳聞退而求其次了。男性因為傳統禮教的熏染不屑不願或不敢表達自己的兒女私情，女性中除了青樓女子的“香豔尺牘”外，良家婦女隻有《與相如書》等鳳毛麟角之作，崔鶯鶯的《答元微之書》則已經是《會真記》作者的代筆之語了，這種不盡如人意的情況至五四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五四的時代之風喚起了“人的覺醒”，愛情作為現代人生存的基本權利，帶給青年人以自由相愛的希望。當然這裏的青年人絕大多數是接受了現代教育的，特別是五四先進人文思想熏陶的大、中、小學畢業的或在校學生。接觸這些新鮮的觀念，也最多是從課堂和進步的報紙雜誌上，而當擁有了愛的目標時，代替傳統包辦婚姻媒妁之言的則是一封封發自肺腑的火熱情書；表達愛慕之情用情書；求愛得不到響應，抒發苦悶用情書；兩心相許是互遞情書，一方悔約，吟唱失戀哀音的還是情書。關於情書的名人佳話也是不可勝數，魯迅、景宋的《兩地書》開始了兩人間“以沫相濡”的愛情，更是許廣平的一封信促成魯迅最終加快了邁向幸福的腳步。沈從文向張兆和表示的愛情，張開始不同意，是他三年零九個月的幾百封情書終於打動了張兆和，這來之不易的成功與作家的文學才情大有關係，“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隻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詩一般的語句，應該能夠贏得每個少女的傾心，後來張兆和養成了愛讀信的習慣，“愛情呢，得到一種命運，寫信的命運。你倒像是極樂於延長我這種命運”。“說老實話，你愛我，與其說愛我的人，還不如說愛我寫信。”不要說張兆和讀的是寫給自己的情書，就是普通讀者誰不喜歡看沈從文的文章呢？其著名的散文集《湘行散記》即來源於作家寫給新婚妻子的家書。徐誌摩的《愛眉小劄》也是極具詩人個性色彩的情書集錦；“鬱達夫的情書和‘以詩代簡’的情詩，是他留給後世的珍貴的文學遺產，是研究他的生平和創作的最可寶貴的第一手資料”。這些從五四走來的或是接受了五四精神洗禮的文人，幾乎都有自己的情書。而且往往因為有封建禮教下的包辦婚姻在先，他們愛得都特別辛苦，反映在給自由戀人的情書中，其內容便更加豐富，情感也更加複雜，較之於後來沒有“婚史”的青年人的風花雪月，顯然更具文化內涵和藝術底蘊。
戀愛中的人精神大多處於亢奮狀態，文人們則文思敏捷，學界曾經專門有人研究愛情對於藝術家創作的影響，而情書正是文人藝術家們表達愛情的最佳方式。《紀念碑》中1925年5月15日蔣光慈致宋若瑜的信中說：“我現在更感覺到寫愛情信是人生極快樂的事情——我現在的快樂不可言狀，或者我有生以來，未嚐過這種高度的快樂。”顧詩靈更是在兩人同住一間屋時，仍要寫情書：
因此，我順手就寫了一個短簡。親手遞給，以示我的歡欣；的確，有許多話，是嘴上說不出來的。為了這樣，使我找到了偶然的發現：無論是在怎樣的環境裏，遠離呀，或是同住在一塊呀，寫信卻是談心的最有趣的方法。而且也卻是最神妙的！嘴上說不出的話可以說出來，果是一種的有趣與神妙，可以把所說的話很有係統的彙集起來，做一個生命的紀念——在我們是我們的生命的紀念，在朋友也未啻不是一種紀念，這卻又是一件極有價值的事。所以我現在向你作一個提議，以後我們雖然又同在一塊住了，我們還得互相寫信，有什麼話，間接在這裏講，而在我們之間卻保存著有趣的幽默，除了說一點零碎的日常閑語，與必要的特種的話。這封信就是實行我這提議的第一次。
這裏的情書已經不是生活中通過郵遞才能完成的閱讀，但發揮的還是書信的傳情功能，詩人後來出版的《情人書簡》書前就有題記為“紀念與芹妹同居”。天天見麵的戀人之間仍以書信來溝通思想情感，這在一些小說中也有反映，如《皮克的情書》、《熱情交響曲》中都有類似情節。
愛情的力量是神奇的，情書不僅是文人作家展露才華的絕佳文體，即使對於普通人，隻要他有文化，這時也會煥發出意想不到的超常文彩，不是詩人這時也能寫出優美的詩句。平時不作詩的宋若瑜在1925年5月14日的信中寫了一首詩，表達自己對遠在塞北的戀人蔣光慈的思念。
夜
夜深了，
一切的聲音靜了，
宇宙的一切都沉默了。
澄碧的天空；
皎瑩的月光。
隻有微風吹動樹葉兒響。
我靜靜地坐在樹陰的深處默想……
寂靜嗬，
清幽嗬，
月兒走近了，
她笑了，
她甜蜜地笑了。
她從書葉的空隙中漏進來一朵朵皎潔的倩光——
映在我似愁非愁的麵孔上。
使我不得不對她呆望，幻想：
倘若我能生出兩翅，
我一定要飛到月宮上，
望一望我那唯一的神交知己，
在塞北是什麼情況！
瑜寫於五月九日夜。
靜謐意境的渲染，擬人手法的運用，全篇韻角的通押，清麗、細膩的文筆活畫出一個思念戀人的癡情少女形象，其藝術成績就是放在同時期的詩壇上也毫不遜色於專業詩作。另有一個與宋若瑜有著極其相似命運的知識女性——《信》的作者金淑姿，雖然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但卻是從小就有才名“半支筆”，她寫信是“立馬可待”的。而看她的這部書信集，的確文筆極活潑優美，讀罷不禁為作者這樣真誠開朗才女的早亡唏噓不已。魯迅曾受托為此書作序，概括其人“雖生舊第，亦濺新流”、“林泉陶其慧心，峰嶂隔茲塵俗，夜看朗月，覺天人之必圓，春擷繁花，謂芳馨之永駐。”評價其文“文無雕飾，呈天真之紛綸”，的確，如果不是這部情書集的出版，現代文學史上不會留下這個才女的名字，也少了些天然率真的女性文字。
由以上論述，可知情書文學色彩的濃厚和個體風格的鮮明了。其他如《雪茵情書》、《海外寄霓君》、《愛眉小劄》等也都是洋溢著作者獨特個性和寫作風采的或寫實或浪漫之作。以《愛眉小劄》為例，其中小曼部分形式上雖是日記，但作者卻是當作情書來寫的；徐誌摩更寫得香豔嫵媚、溫柔繾綣，這與他浪漫詩人的一貫創作風格是相通的。情書抒發的雖是深陷愛河中男女的共同感受，讀來卻格外得真摯純情，如果缺少了內在的高雅風韻，一味模仿其柔情蜜意，那隻能是東施效顰了。
正如文學的書信和書信的文學隻是實用和審美的差別，情書和散文有時隻隔一張紙，《湘行散記》來自“從文家書”，鄭振鐸《西行書簡》、《歐行日記》皆是從給其夫人高君箴的信中集成的。《雲鷗情書集》中作者用“綠衣人”投遞的包裹把自己的情書虛化為他人之作，按照文體規則本該將其納入散文的行列，隻是因為王禮錫在此書序中的說明：“據著者的弁言這本小書是綠衣人投送來的，但有了上麵這一段忘不了的故事為證，這一套做的衣飾是眩惑不了我的。為要讓讀者不受眩惑，我終於寫了這一篇索隱式的序。”人們才都視其為作者的情書集，這部最早連載於《益世報》後於1931年出版的情書集，的確是黃廬隱和李唯建感情的真實記載。而這一記錄既是廬隱的個人經曆，也帶有五四時代知識女性情感的共通印記，《雲鷗情書集》可以說是中國五四時代的青年男女追求思想解放愛情自由路途的一個曆史性記錄。其中的血淚、光彩、矛盾、憧憬、柔腸百結，記錄得如此真切，即使僅僅將其作為男女間的情話，也完全是真情實意之私語，其文字的激情，想象力的豐裕，抒情詞句的精美都使它當之無愧地屬於文學作品。當然，五四式的濫情不能不說是作品的一種缺欠，如抒情過甚，歎息的句子疊床架屋等等，時代因素不是容易擺脫的，然而也惟其如此，作品才更加具有五四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