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為今用：
說話最好能事先充分把握對方的思想狀況、心理動態，及其所麵臨的行為選擇，做到對症下藥。針對其思想行為傾向來說理，陳明利害得失，抓住事物的本質進行辯證分析，既能為對方提供全麵的、充分的證據或理由，又注意加強證據的嚴密邏輯性，從而引導對方作出與說理目的相對應的選擇，而不是對方自己想要的選擇。
1946年，李先念曾和周恩來一起就中原停戰問題同美蔣代表談判。第二輪談判開始後，國民黨實力派人物郭懺和我方代表李先念分別全權代表雙方陳述協議具體方案。
郭懺在前一項議程還沒討論完的情況下，就要求討論所謂中共中原軍區部隊挑起軍事衝突的問題。美方代表對他的這種無理要求竟然默許。郭懺更加得意，麵對中外記者，拿著編造的所謂“證據”，對我中原部隊大肆誣蔑，指責我軍在停戰令下達後仍進攻國軍。
麵對郭懺的表演，李先念非常鎮定，等郭懺話音一落，便站了起來，不慌不忙地說：“我有個問題想請教郭將軍，抗戰八年，你們的部隊一直呆在什麼地方？你說我軍侵占了你們的地方，請問，你們在這些地方的部隊又是在哪兒同日本鬼子打仗？你們從未來過這些地方，怎麼能說這些地方是我們侵占了你們的地方呢？”
郭懺被問得無言以對。李先念接著說道：“八年抗戰，新四軍五師一直堅持在敵後，解放了9000多平方公裏的國土，抗擊日偽軍20餘萬人，經曆大小戰鬥萬餘次，消滅了大量敵人。這些曆史事實，不是郭將軍所能否認的。不僅黃陂的河口、塔爾崗、安陸的趙家棚、積陽山等地是我軍的陣地。而且整個鄂、豫、湘、皖、贛邊區都是我軍收複的失地。這裏的每一座村莊，每一個山頭，每一條河溝，都有我們戰士的鮮血和汗水，都印下了我們戰士的足跡。不錯，八年之中，不抗不戰者大有人在；抗戰勝利後，搶占勝利果實者大有人在；停戰令下達後，爭奪地盤者大有人在，人民自有公斷。我軍既有恪守停戰協議之責任，亦有回擊來犯者之權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是事理之必然。為澄清是非，我提議，三方代表組成後，不妨去實地視察，聽聽當地老百姓的話，誰是誰非則不言自明。”
一席話，將郭懺駁斥得啞口無言，不僅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狼子野心，以正視聽；同時還大大地提高了我黨我軍的威信，使得敵人偷雞不成反蝕了一把米。
麵對對手的無中生有、惡意中傷、造謠誣蔑，最有效的反駁方法是直敘事實，用事實來揭示真相，說明道理。解放戰爭初期，中原調停時，美方作為仲裁人偏袒蔣方，故意玩弄花招誣陷我中原部隊，我中原部隊全權代表李先念冷靜沉著，堅持用事實說話，不斷挫敗敵人的陰謀和花招。在第二輪談判開始後，國民黨代表郭懺用編造的“證據”誣蔑我軍在停戰令下達後仍進攻國軍。對這種信口雌黃的誣蔑，李先念先用設問和反問的方式提示了其言論的荒謬，接著用事實誰了解新四軍在鄂、豫、湘、皖、贛邊區所建立的抗戰功勳，同時，委婉地指出了八年抗戰中，抗戰勝利後的停戰令下達某些人的醜惡行徑。接著明確提出“我軍既有恪守停戰協議之責任，亦有回擊來犯者之權利”的原則，義正辭嚴，無可辯駁，最後還要求實地視察以正視聽。
正所謂事實勝於雄辯，李先念將軍所講的道理之所以氣貫長虹，具有壓倒優勢，就因為他使用了最基本最實在的說理方法——用確鑿、典型的事實說話，鐵證如山，豈能反駁？
3、直話直說，開門見山
當你將要麵臨對自己來說非常困難的一種處境時，你的這句話怎麼說，可能是致命的，也可能是保命的，就看你的口才了。這個時候，你該怎麼說，才能不陷自己入困境，同時又圓滿地回答了對方的問題呢？這是你在社交中遇到的一個實質性的難題，也是你人生中的一次嚴峻的考驗。
諸葛妙語：
諸葛亮的兄長諸葛瑾曾受命說服諸葛亮投奔東吳效力，在勸說時，諸葛瑾提到了兄弟之情，希望能打動諸葛亮，看看諸葛亮這時是怎麼回答他哥哥的。
諸葛亮：“我既然輔助了劉備，就要以公事為重，然後才能顧及自己的私事。公事如果沒有處理完畢，就不能談到自己的私事，希望兄長能夠原諒！”
在這裏，諸葛亮就沒有繞更多的彎，因為他麵對的是自己的同胞兄長，沒有繞彎的必要；同時，這樣直話直說，也很明白地告訴了兄長自己的立場，讓兄長徹底死了勸說自己轉投東吳的那份心。
古為今用：
有些時候，在原則性問題麵前，在大是大非麵前，應當直話直說，容不得半點拐彎抹角，來不得半點折扣。
漢高祖劉邦知道韓信已被呂後殺掉，又高興又憐惜，問呂後：“韓信臨死時說過什麼話？”呂後說，他悔恨沒有采納蒯通的計策。高祖說：“這個蒯通是齊地的辯士。”就下令齊王逮捕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