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知州知道這裏發生的事情嗎？他怎麼隻字不提？”
“嘿嘿，他巴不得全新疆的人都來挖寶，他隻要在涼棚裏躺著收稅就是了。”
蔣孝琬咳嗽兩聲，瞪他一眼，然後用突厥語對斯坦因說：“讓他晚上再來吧。”
“好的，告訴他，把挖到的古物——特別是文書，全部帶來。”
卡特離開後，蔣孝琬重新坐下，“大人，我們被和田知州周易欺騙了。”
“為什麼？他表現得那麼熱情、真誠……”
“您看到那些表麵現象，實際上是他表演給潘大人、馬大人或者他們自己看的，所以，聲勢造得越大越好。在中國官場，沒有真誠和友誼可言，隻有算計、陷害與不擇手段的進取。例如，這場約特幹的浩劫，和田知州能不知道？您想想看，如果每月的挖寶稅收抵得上十年的農業稅，他何樂而不為呢？”
“周易雖然對玄奘及中國文化顯得很有興趣，但談到具體問題就含含糊糊，躲躲閃閃，不像潘大人那樣頭腦清楚，有條有理……”
“他怎麼能跟潘大人相提並論？”蔣孝琬激憤地說，“潘大人有真才實學，他之所以為官，那是中國讀書人進入主流社會的唯一途徑，不得不走；周易則不同，他最大的學問就是能背幾段《三字經》。”
“蔣師爺言過其實了吧？中國實行科舉取士製度，沒有學問，怎麼能被選中？”
“對啊，不過，近幾十年來清朝又實行‘捐官’製度，你可曾有耳聞？”
“哦？說來聽聽。”
“科舉製度最初也確實能夠選拔人才，可是，到明清以後，八股取士，特別是近年來，秀才、拔貢都能夠通過繳納一定數量銀子‘捐’到。有了這個台階，可以進一步‘捐’進士和官職。周易的秀才身份和最初官職都是‘捐’來的，之後，就步步高升。在這個過程中，學問、官職大小隻取決於銀子的數量，所以，他對銀子和官場的認識要比學問深刻得多。您是歐洲學者，根本沒法理解中國知識階層。”
斯坦因沉想一陣，問：“‘捐’個知州需要多少銀子，我幫助你！”
“謝大人，我並無此想！”
“為什麼？中國人都熱衷於當官啊。”
“不，大人，在‘捐官’、‘捐秀才’的人群中，分為三類：第一，有滿腹才學，但不會投機取巧、應付科舉考試者，迫不得已才‘捐’，聲震中外的左宗棠大人屬此類；第二，胸無點墨，不學無術，視官場為商場而‘捐官’者，和田知州周易為此類代表；第三，飽讀詩書，在考取秀才後再無心或無力‘捐官’，試圖身處濁世而遺然獨立，廁身官場而又保持清高者，不計其數的師爺當屬此類。”蔣孝琬笑眯眯地說著，如數家珍。
“可是，我覺得，你與大多數師爺不同。”
“龍生九種，個個不同。對我思想影響最大的是玄奘。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法師取經回到京師長安，數十萬人夾道歡迎，人群擁擠，甚至進不了城，是何等榮耀！他將佛經佛像放在長安弘福寺，然後到動都洛陽向太宗彙報。太宗希望他把西域見聞寫出來，又勸他還俗從政，玄奘隻答應前一條，對後一條斷然拒絕。這種選擇需要很大勇氣和智慧。太宗勉強不得，安排他在弘福寺建立譯場，組織了一套嚴密的翻譯班子，當年五月就開譯《大菩薩藏經》。後來，他還把《老子》和《文乘起信論》翻譯為梵文。在世時，他隻為翻譯，死後也不願意被葬在宮、寺附近，臨終前囑咐徒弟將他的法體尋個山中，清淨處埋。”
斯坦因感歎說：“在世界文明曆史中，我最崇拜兩個人：西方的亞曆山大和東方的玄奘法師，他們就像兩盞明燈，指引著我向無限的未來探索。玄奘穿過大沙漠和無人區，翻越雪山冰峰，到印度遍學諸經，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能做到這一點，真是神人啊！所以，《大唐西域記》是我隨著攜帶的書籍之一，不管走到哪裏，都沒有離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