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人滿足於在各國首都的博物館裏翻檢，沒有一個人親自到敦煌來。藏經室發現後是有報告的，清政府再窮途末路，如果翰林院堅持，也不敢拒絕給一點經費；地方官員再顢頇腐敗，對帶著宮廷尚方寶劍的要員還是不敢怠慢。中國人民有權指責“西洋盜寶賊”，中國知識分子卻沒有資格：難道大家真的都必須擁擠在日本鬧革命，或是在北京鬧複辟，不能有幾個人移貴步過來看一眼嗎？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要來敦煌，怎麼說也不會比玄裝當年更難吧？困難也不會比從阿富汗或吉爾吉斯過來，長途穿越沙漠的洋人更多吧？如果他們四體不勤，缺少這個體力和魄力到敦煌走一下，那麼，有什麼權力指責西方探險家早到一步呢？如果當時就公認他們的行為是偷盜，伯希和怎麼會把贓物在六國飯店展出？如果沒有這次展出，羅振玉等人怎麼會明白寶庫的價值？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是因為敦煌文獻的分散保存，今日的《敦煌文獻數據庫》才有可能彙總，五國合辦的《國際敦煌項目（IDP）》，100,000多件來自敦煌和絲綢之路上的寫本、繪畫、紡織品及器物的信息和圖片，也才有可能在因特網上免費使用，敦煌學才成了國際顯學。
敦煌的第三次書寫，是各國學者通力的結果。其中有衝突，有損失，有搶劫式的巧取豪奪，有占有欲的醜惡爆發，有西方學者“全世界獨大”的傲慢。但是從今天回顧，壞事也有好的一麵：敦煌變成了一個世界通力合作的課題。敦煌文卷四散分開，落到全世界的博物館和大學圖書館，幾乎像當年文化在敦煌彙集一樣分開了，這恐怕也是不算最糟糕的安排，至少沒有毀於兵火，毀於偷盜，毀於朽爛。現在，經過全世界敦煌學界的努力，原件雖然分散，但是還在，而且經過各國學者分力苦讀，現在編目詳備，全景分明。
馮玉雷這本小說，基本上以斯坦因的經曆為主線，他沒有去糾纏斯坦因是不是帝國主義者，蔣孝琬是不是賣國賊（雖然他讓語言天才蔣孝琬拒絕學英語），王道士是不是曆史罪人。在作者看來，藝術才是文化的，神聖的，而曆史是世俗的，暫時的。沒有必要指責一件藝術行為中此人彼人的作為：曆史把敦煌推到世人的注意力之中，這不是道德行為，而是藝術行為：本來，到這個荒漠中來尋找曆史就是荒唐，是舍近就遠，來到這裏尋找藝術，才是正道，是舍意求象。於是，小說中的斯坦因一出生就在“蒸汽機”與“蘆笛”之間飽受折磨：“……家人購買各種各樣蒸汽機模型討他歡喜。但適得其反，斯坦因更加恐慌，也更加憂鬱。他們以為斯坦因不中意蒸汽機的呆板形式和汽笛的單調鳴響，便請人專門設計出造型新穎、奇特的蒸汽機，配備能發出幾十種變奏的汽笛。很快，這種玩具在歐洲兒童中間流行，嚇得斯坦因不敢出門，不敢與兒童一起玩耍，不敢睜大眼睛，也不敢讓耳朵無拘無束地接受聲音。”後來，曆經千辛萬苦，到達敦煌，斯坦因遇到極大困惑時，舍“蒸汽機”而取“蘆笛”：“他折來半截蘆葦，像駝工那樣製作成古樸的蘆笛，吹幾次，竟然悠揚地響了起來。”最後，他的生命也融化在敘述中，“艾倫從來沒碰過蘆葦。但她擦幹眼淚，想了想，找到蘆管，放到嘴唇間，吹奏起來。在嗚咽的，低沉而哀傷的蘆笛聲中，斯坦因閉上了眼睛。”
幸好，自從梁思成與1931年“親自來到”敦煌考察建築，中國知識分子開始為前輩的疏懶羞愧，他們一代代奔赴敦煌：張大千、常書鴻、段文傑、史葦湘、樊錦詩、席臻貫，不管人間天災人禍，不顧生活和條件的艱難，前仆後繼，與沙漠共命運，老於沙漠，有的甚至葬於沙漠，這才真正推動了敦煌的第四次書寫。
當代中國人的藝術才情，獻身精神，應當不讓先祖；在全球化的今日，彙集到敦煌寶庫的人們，他們的迷醉也不讓前人。文化的衝撞應當產生藝術，敦煌的曆史不是步步功利偉績，處處勳績彪炳的曆史。曆史作為藝術在不斷延伸，敦煌進入馮玉雷的《佚書》在不斷延伸。又一次敦煌書寫重新開始，而且肯定會更加輝煌。
\t\t\t\t\t\t\t\t 2009年2月，中國西部
趙毅衡，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終身聘資深講席,四川大學教授,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符號學家，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