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他是住在他父親朋友王氏的家中，王家藏書數萬卷，都是供他坐擁的。他開始讀杜甫、韓愈、李白、蘇軾各家的詩集，他對於李白“神仙”、“邐宴”各類的詩是很不喜歡的，他說它們空而複。
二十一歲，他隨了父親，回南昌老家居住。他是在這年結婚的。二十二歲，入經塾；他的父親交了三百錢給他一個堂兄代存，囑咐一天給他三文，作菜蔬燈火之用。他自此以後，屢次受當道的賞識。二十三歲，即成舉人。二十四歲，二十八歲，三十歲，他三次考進士，都沒有考取。他是三十三歲才成進士的。他這三次的投考，所以不取，一次是因為主考說江西的名額已經取滿，不再看卷子了!還有一次，是因為他的文章太長，他求加紙，竟沒有允許!
他的父親是在他第一次考進士的那年死的；隔了一年，他正二十六歲，大年初一的晚上，他看一看米甕，隻剩有五鬥米，他正焦急著呢；忽然第二天早上，有人送來一封南昌縣知縣的信，說是，彭公青原極力推薦，——恰逢縣誌編著多有人缺，而彭公情急想起故舊。——請他去當《南昌縣誌》的總纂。
他去了南昌，他見到南昌知縣時的第一句話，便是說，城南丁家山有桓伊墓，墓地為劣僧所蹂躪。這個知縣也是很好的，他聽到了蔣氏的話，立刻叫人去量地；劣僧聽到了這消息，嚇得魂不附體，立刻逃之夭夭了。知縣令人在墓前立起碑來(碑文就是請蔣氏作的)，並且在墳的四周種起了新樹，又立起告示，諭一切人等不得再來侵犯蹂躪這塊墓地。
蔣氏這一類風雅的事跡是很多的。即如上述的婁妃墓，被蔣氏步行訪得，立刻回去，告訴了彭青原，慫恿他立了一塊墓石並且在墳前祭了一次：就是一個例子。
還有一次，他那時是三十九歲，他在北京得到了史可法的畫像與手跡家書；四十九歲，他在揚州，揚州的梅花嶺正是史可法殉難的地方，並且他訪出了史可法的後人隻是替史氏守著一個小祠；於是他就勸當地的鹽運使——一個很肥的差缺——為史可法在梅花嶺上修一祠堂並且建一衣冠墓；這位鹽運使抬起算盤來打了一打，要用一千銀子，——這數目就他的這個差事講來也算很微的了，——他竟回絕了蔣氏!隔了一年，蔣氏托他的一個同年將史可法的畫像轉交給乾隆看見了，乾隆一看，天顏大喜，喜歡作詩的龍腦中立刻跳出一首七律來，並且叫朝中的詩臣每人依韻和了一首，即將他的那一筆我們大家眼熟的字以及各個臣工恭楷所寫的各首七律發下這一位拒絕了蔣氏的請求的兩淮鹽政，刻石以垂不朽。這位鹽政奉了聖旨，立刻大興土木，用去一萬五千兩(?)，造成了一所祠堂，一座禦書樓。
他主持修纂《南昌縣誌》事，極其謹慎。相傳從前的《南昌縣誌》是在明朝萬曆中燒掉了木板，當時已經一部俱無了。幸虧與蔣氏相好的彭青原巡撫，家藏各地誌乘有幾千本之多，蔣氏將它們都借來了，與同事們分開來查看，凡是關於南昌人事的地方，都抄錄下來。
並且他在各鄉之中大出告示，令各家將祖先的事跡著述都直接的送來縣誌局中備用；這樣一來，一般胥吏衙役，向例是要借此來敲竹杠的，如今都隻好向蔣氏怒目而視，無法可想了。
修縣誌的時候，他派同事中公慎的人擔任采訪，派廉正的人擔任記傳。誌中節烈一類，尤為鄭重；他在這類的文稿成功以後，將各節烈的姓名開出一張榜來，懸掛各鄉之中，看有錯誤沒有，有遺漏沒有，因此結果圓滿之至。
蔣氏是一個富有想象的人，並且主纂縣誌，在前代文人的心目中，是一件很榮耀而很鄭重的工作，在這種時候，蔣氏的想象自然是很為活潑的了；他在修誌的時候，有一次夢見一位姓段的忠臣托兆，還有一次夢見一位烈婦托兆；後來，他在《河南通誌》裏找到段氏的死事情形，並且在書牒中發見描寫某烈婦的容顏、狀貌的文章，與他夢中所見的女子一個模樣：這也算是很奇的了。
他又在三十一歲的時候一個十六的日子，夢見有跟班們帶了轎子來接他去作官。他夢中精神恍惚，莫名所以，就上了轎子一徑去了；到了之時，看見他中舉人時的考師馮秉仁也在那裏；這位馮考官約他十九上任，他心中到這時方才恍然，他想起了老母在堂無人服侍，於是向馮考師力辭，他醒了的時候，將夢中的事情向母親說了；她聽到了這些話極其痛心，於是立刻叫人去請和尚來作三天道場。三天剛要告畢，是十九的晚上了，他瞌睡入夢，又看見了上次的那頂轎子來接他，他向鬼官說，家有老母，自己不能去上任，請轉達另覓高明；那知鬼官居然要用武力了，他大吃一驚，醒了轉來；看見青燈如豆，他已經淌了幾升口水，將衣襪都浸的透濕了。這時候聽到室外的磬聲正在錚錚的響著哪。次年去京，遇到了一個本家，向他說，“浙江有一個陳秀才，無疾而死，說是替江西蔣某人到陰間去作官的；是你嗎?”這一件事較上事更奇了。從前法國哲學家兌加耳從監牢裏出來的時候，聽到背後向他高聲叫道，“為真理而戰，不要屈伏!”他回頭一看，人影毫無，想必蔣氏的這些事也同兌氏的一樣，盡是一些被熱烈的想象所釀成的特殊心理作用罷了。
在蔣氏任《南昌縣誌》總纂的時候，他有一次去訪一個朋友，看見牆上貼著一首意致古雅的詩，他問他的朋友，知道是一個前任知府叫作靳椿的所作的，並且知道靳氏被參入獄，如今窮的很。他動了好奇心，於是隨了朋友去找靳氏，原來是一個相貌古醜，聲音洪亮，而肚子裏有學問的人，他問靳氏為了什麼事入獲，靳氏起初不肯講，問了再三，靳氏才說：他蒙恩任了知府，極以廉節自勵；不料他的前任是一個喜歡作生意的人，這個前任有一次拿了許多件東西來，托他代向各屬下的知縣出銷，想敲一個幾千銀子的竹杠，他不肯擔這個擔子，用四十銀子打發走了；那知本省臬台便是這位商人知府的親戚，這樣一來法網自然要加來他的身上了。蔣氏回了家的時候，叫人送了兩石米去靳氏的家中，靳氏立成一首十幾韻的詩答謝，蔣氏又替他在本省巡撫前代申請由，竟得放出。蔣氏與同事們湊起一筆錢，將他送回家去了。
這一類仗義的事情，蔣氏是作的很多的；有其父必有其子，這也是蘢勻壞氖慮欏＊?蔣氏是一個很有骨頭的人。他在擔任總纂《南昌縣誌》的時候，有他從前中舉人時的考師有一次笑著向蔣氏說，某公想得你作他的門人，他一定幫你忙的，你情願嗎?蔣氏鄭重的說，隻有親與師是不可假借的。考師聽他這樣，知道他的氣節依然未改，不覺連聲的讚歎個不止。還有一次，那時他四十歲了，有一個人向他說，他如果肯入景山去替內伶填戲本，皇上一定會賞識的，這人並且情願自己作薦相如的狗監，但蔣氏一口謝絕了。
他自從以一個二十六歲的少年總纂《南昌縣誌》以後，又在三十八歲之時作“續文獻通考館”的纂修官，五十七歲充“國史館”纂修官，專修《開國方略》十四卷。
四十二歲的時候，他任浙江紹興府蕺山書院的院長，一直到四十七歲的時候；就中有一短時期，主持杭州崇文書院，在此六年中，母親迎來了任上，兒孫羅列於膝前，並且山川如畫，與當地諸名士相往來；在他的生活中，除了一時期外，便算這時候最自在。
這個“一時期”緊接著“蕺山書院時期”，便是“安定書院時期”；安定書院在揚州，“二分明月”的地方，那麼也用不著說了。終結此時期的事情是他老母的死，那時他正入五十一歲。
蔣氏晚年受乾隆的賞識，五十四歲，北上，五十七歲，以候補禦史終其政治的生活。
他生活之終則在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四日，那時他正過了六十的整壽。
妻張氏，妾王氏戴氏；子知廉，知節，知讓，鬥郎，知白，知重，知簡，知約；孫，則自傳中僅載一長孫中立。詩中載有五孫。
蔣氏的著作共有《忠雅堂文集》十二卷，《忠雅堂詩集》二十六卷，《補遺》二卷，應製的詩《簪筆集》一卷，《銅弦詞》二卷，南北曲若幹，戲曲一十五種(僅九種通行)。
蔣氏總共作曲一十五種：《一片石》(二十七歲春夏之交作)，《康衢樂》，《忉利天》，《長生》，《升平瑞》(上四種二十七歲為江西紳民遙祝皇太後壽而作)，《空穀香》(三十歲十月作》，《桂林霜》一名《賜衣記》(四十七歲五月作)，《四弦秋》一名《青衫淚》(四十八歲九月作)，《雪中人》(四十九歲十二月作)，《香祖樓》一名《轉情關》(五十歲二月作)，《臨川夢》(五十歲三月作)，《第二碑》又名《後一片石》(五十二歲八月作)，《冬青樹》(五十七歲八月作)，《采石磯》(五十七歲八月作)，《采樵圖雜劇》(五十七歲作)；通行的隻有九種，叫作《藏園九種曲》，九種外的四種《萬壽賀劇》以及《采石磯》，《采樵圖》我都沒有見過，不知到底還有流行的本子沒有。《吟風閣》
《吟風閣》共包括短劇三十二出。據吳梅的《顧曲塵譚》說，這短劇集是楊笠湖作的；楊氏生於清乾隆時代，名潮觀，與蔣士銓同時，有人簡直說楊氏的戲曲勝似蔣氏。其實，兩人各有所長，無從比較；蔣氏是一詩人，楊氏則以技術擅場。
楊氏短劇的佳妙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無疑的是短劇中最大的技術家。他的著作可以拿《黃石婆授計逃關》一劇來代表，其次則推《偷桃捉住東方朔》，《邯鄲郡錯嫁才人》，《汲長孺矯詔發倉》。
《發倉》此出的結構，目的在免去供給夫馬，這件事總不能算是什麼大事了，但以用來達此目的的手段則是一件經國大事，救災；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結果是拾起一根針來，我們試回一回味道，一定會失笑出來的。此劇真正得到了喜劇的精神。
《邯鄲郡》則活像一篇極妙的現代短篇小說。它是寫的一個邯鄲才人不得承恩被遣出宮嫁與廝養卒為妻的傳說，此傳說始於謝，後來楊慎簡直說這廝養卒就是禦趙王武臣歸國的馬夫；李白有一首詩《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雲：
“妾本叢台女，揚蛾入丹闕；自倚顏如花，寧知有凋歇?一辭玉階下，去若朝雲沒。每憶邯鄲城，深宮夢秋月，君王不可見，惆悵至明發。”
便是詠的此事。楊笠湖寫來，雖無淡遠的詩韻，但結構極為緊湊。他的這篇戲曲擇定邯鄲才人將要出嫁的頭一天晚上來描寫，它設想這才人此夜作了一夢，夢見趙王的王後死了，差人來迎她去作王後，但是一覺醒來，恰是她要出門嫁給廝養卒的日子。全曲隻有四頁，真可當得“短小精悍”四字了。
《偷桃》是一出絕妙的戲劇，全劇中充滿了顛倒錯亂的人物，全出中洋溢了一片笑聲。曲中最暢快的一段是：
(醜)在她門下過，怎敢不低頭?東方朔見駕。
(旦)你怎敢到我仙園偷果。
(醜)從來說，“偷花不為賊”；花果事同一例!
(旦)這廝是個慣賊，快拿下去，鞭殺了罷。
(醜)原來王母娘娘這般小器!倒像個富家婆!人家吃你個果兒，也舍不得，直甚生氣!且問，這桃兒有甚好處?
(旦)我這蟠桃，非同小可!吃了是發白變黑，返老為童，長生不死。
(醜)果然如此?我已吃了二次，我就盡著你打，也打我不死!若打得死時，這桃可要吃它作甚?不如打我為甚來?
(旦)打你偷盜!
(醜)若講偷盜，就是你作神仙的慣會偷!世界上人，那一個沒有職事，偏你神仙，避世偷閑，避事偷懶，圖快活偷安，要性命偷生，——不好說得——還有仙女們，在人間偷情養漢，就是得道的，也是盜日月之精華，竊乾坤之秘奧：你神仙那一樣不是偷來的?還嘴巴巴說打我的偷盜!我倒勸娘娘，不要小器；你們神仙，吃了蟠桃也長生，不吃蟠桃也長生，隻管吃它作甚，不如將這一園的桃兒盡行施舍凡間，教大千世界的人都得不老，豈不是個大慈悲，大方便哩?
(旦)你倒說得大方。
(醜)隻是我還不信哩：你說，吃了發白變黑，返老為童，隻看八洞神仙在瑤池會上不知吃了幾遍，為何李嶽仍然拐腿，壽星依舊白頭?可不是搗鬼哩?哄人哩?
《黃石婆》是一出曆史的短篇喜劇。它根據張良椎秦始皇於博浪沙，張良貌如婦人女子，張良遇黃石公，黃石公使他進履以柔其剛這三件正史的事實，加上作者自己的想象，創造與藝術，便作成了這一篇中國戲曲中最好的短篇喜劇。
此曲一開場便有一段妙文
(醜)可道張良是個怎生模樣?
(副淨)你不不知!那張良身長一丈，腰大十圍，虎背熊肩，銅頭鐵額，有萬夫不當之勇； 因此上，膽大包天，一鐵錘幾乎把秦王斷送!我聞得張良那匹夫，他小指頭也有擂槌粗，袖裏鐵錐千斤重，五行遁法會書符，雖然不是夜叉羅刹鬼，畢竟是好漢英雄大丈夫!
這是一幅維妙維肖的“風傳”寫真；它同時並使得想起了史事的讀者，或觀者，失聲的笑了出來。這史事便是，張良貌似婦人，這史事使曲中的張良得以扮了一個童女，圖逃出關去。
天下既有“黃石公”其人，“黃石婆”的存在也是情理所可容的了。並且她真不愧為“黃石公”的內助，因為她的丈夫以進履抑張良的盛氣，她也能以改裝再抑張良的盛氣。她說不定是東方曼倩的老祖宗，因為她很會挖苦人，她在張良改了裝後，問他：“你倒底是個處女，是個脫兔?”她又會捉弄人：
(醜)我關口上要捉張良，甚是緊急；你一路見有個張良麼?
(老旦)〔即黃石婆〕你要捉張娘?她俗家就姓張，叫作張小娘!笠翁十種曲
從前的時候，我看笠翁的曲子，我的意見完全與毀它們的人一般，它們的思想淺陋。到了現在我得到機會，將它們重看了一遍，我的意見改變了，——並不是說我現在講它們不思想淺陋了，隻是，我看出了它們在另一方麵所有的長處。
笠翁自己說過的，“可惜元人，個個都亡了；若使至今還壽考，過餘定不題凡鳥”。元曲的價值在搬演上，笠翁的戲曲也是一般。元人用了一種通元代之俗的文字來寫他們的曲子，笠翁也用一種通清代之俗的文字來寫他的曲子，在他的曲文中，我們沒有看見過一個元人用的字眼，如“顛不刺的”，“兀的”，等等，這因為他有眼光，知道通元代之俗的不必能通清代之俗。
笠翁的曲子所以能在戲台上收很大的功效，還有許多別的原故。
第一是情節新奇。別的人寫鳳求凰，他偏寫一篇《凰求鳳》；別的曲子裏麵總是生旦團圓，他的《奈何天》一曲之中偏是醜旦和合；別的戲便是戲沒有什麼曲折，他的《比目魚》偏以戲作戲，並且戲中有戲。
第二是，結構緊湊。笠翁的戲曲，篇篇的布局都好；而尤推《凰求鳳》一曲的結構為最好。
第三是，排場熱鬧。《蜃中樓》的“結蜃”出用一種新奇的布景來驚觀眾的眼目，便是一例。笠翁的曲子，還有一種地方引起細心人的注意，這便是它們差不多每篇中都有武行上場；這些武行大半時候是與戲中的情節沒有什麼大關係的，簡直可以刪去，(除了《巧團圓》三篇)這些武行的穿插無疑是為投合一般喜歡看熱鬧的觀眾而設的。並且還有獅子，象，老虎，海豹，鬼，等等東西上台，這也是一般的“觀”眾所極歡迎的。
第四是，詼諧洋溢。笠翁的戲曲不僅是本本中充滿了不絕的笑聲與可笑的人，並且他還能創造出許多令人發噱的境地來，這是一個天才的喜劇家所獨有的稟賦，並非一般人所可望到的。
這些都是笠翁的可譽的地方。
在一般的時候笠翁是很小心的；十種曲尤其是他的小心的著作，(我們看他自己在他所作的《偶集》的“詞曲部·賓白·詞別繁減”一款中所說的“如其天假以年，得於所傳十種外，別有新詞”，又看《十種曲》的第九種《巧團圓》的“詞源”出中所說的“浪播傳奇八種賺來一派虛名”，隻提起十種，而將他所作的許多種別的曲子略去不提，也可看出他的用意所在來了。)但這十種小心的著作中也未免有些大意的地方。即以《憐香伴》一曲而論，我就無意的發見了兩處大意：第一處是上卷之十七頁的“畫堂書”中有這麼一句，“去春此日正悲秋”，此句以“春”代“年”而用，或將“秋”虛用，固然勉強用的過去，但“春”、“秋”兩字合用在這一句裏麵，終嫌有點刺眼；第二處是上卷之上的第十九頁中有“也不負我一番撚髭之苦”一句，用“髭”字於一個少年的身上，未免不妥——雖然近代時髦的少年中也有蓄起短髭以示俏皮的。評徐君誌摩的詩
《誌摩的詩》出版了。這本詩約略可以分成五類：散文詩、平民風格的詩、哲理詩、情詩、雜詩。
這五類詩裏麵，據徐君自己的意思，是覺得哲理詩這一類最滿意；但是不幸，我的意思剛剛同他相反，我以為徐君在詩歌上自有他的擅長，不過哲理詩卻是他的詩歌中最不滿人意的。徐君替印度的詩哲當過翻譯，哲理詩同時又是新文學先驅胡君適所極力提倡的一種東西，雙方麵的壓力向他逼迫下來，一個人自然也不免動搖起來。其實哲學是一種理智的東西，同主情的文學，尤其是詩，是完全不相容的。哲學家固然可以拿起文人的筆來表現他的哲理，好像我們中國的莊子寫他的《南華經》那樣，好像西方的普拉陀(Plato)寫他的許多篇談話那樣，不過哲學的本質依然在那裏，是一毫沒有變動的。詩家的作品裏麵固然也有不少的理智成分在其間，但是詩歌中的理智成分同哲學中的理智成分絕對是兩件東西。我們就拿英國詩來講，英國詩人裏麵最理智的總要算多萊登(Dryden)、鮑卜(Pope)兩個了，但是他們的理智並不是用來寫一篇抽象的係統的哲學論文，卻是用來創造一些精警的句子，記錄一些脆利的觀察，他們作品中的理智成分同滑稽成分、諷刺成分是分不開的；——我相信哲學裏麵要是一羼入滑稽或諷刺的成分進去，恐怕就要不成其為哲學了罷。——再看我們中國的詩，可恨!可恨!倫理詩，幹燥無味千篇一律的倫理詩，倒是汗牛充棟，而像多、鮑的那種幹脆警策的詩卻隻有一個碩果僅存的趙翼，趙氏的詩極富於理智的成分，如《古詩十九首》的
仙者長不死，元會為冬春，安期羨門輩，宜其至今存；何以五代來，但聞呂洞賓?……豈非喬流，世遠亦就湮，多活數百年，終歸墮劫塵。
偶遇佳山水，謂如畫圖裏；及觀好畫圖，謂如真山水。
又如《讀史》的
衰世尚名義，作事多矯激。郭巨貧養母，懼兒分母食，何妨委路旁，而必活埋亟?
荊公變祖法，誌豈在榮利，蓋本豪傑流，欲創富強治。……及思法必行，勢須使指臂；群小遂競進，流毒不可製。
又如《閑居讀書》的
一字千萬言，猶未得其真，當時無注腳，即以詔愚民，家喻而戶曉，毋煩訓諄諄。
人麵僅一尺，竟無一相肖，人心亦如麵，意象戛獨造。同閱一卷書，各自領其奧；同作一題文，各自擅其妙。問此胡為然?各有天在竅。……所以才智人，不肯自棄暴，力欲爭上遊，性靈乃其要。
得了，得了，我抄了這許多時候，還不過是在《甌北詩鈔》第一本的頭三題詩裏麵，以後的例子之多，更不用說了。這些詩人，英國的多萊登、鮑卜，我國的趙翼，他們的作品中誠然是很富於理智成分，但是誰敢說，這種理智的成分同哲學中的理智成分是一個東西?更進一層：我們研究英國文學的人平常總是聽到說施士陂(Shakespeare)的人生哲學，但我們不可因此便說哲理詩是可以成立的。我們要知道文學的對象同哲學中人生觀的對象雖同為人生，但一個是用具體的方法去創造人物，一個卻是用抽象的方法去探求真理；方法同目的既然都不相同，彼此所得的結果，也就因之大相徑庭。所以對象同是意誌，在施士陂的刀下，雕刻出了一個韓烈特，在叔判豪(Schopenhauer)的機中，卻抽理出了一篇“意誌論”。這還是說詩劇；至於談到抒情詩，那同哲學隔的更遠了，太戈爾是不是一個哲學家，是另外一個問題；但他是一個詩人，是一個宗教家，我們大家是都承認的。他的詩不能叫作哲理詩，隻能叫作宗教詩。隻因為他的詩裏充滿了生、死、永恒、實在等等為宗教同哲學所共有的名詞，於是一班頭腦籠統的淺嚐者便大叫起來道，“哲理詩呀!詩哲呀”!並且撚撚自己的胡須，大聲歎道，“德不孤，必有鄰”!一班俗人懂得什麼，他們也回聲道，哲理詩，詩哲。一個人常時容易拿別人幻想中的“我”當作真“我”；太戈爾自有他的“我”在，但我敢斷言，他的這“我”決非“詩哲”。太戈爾已經上了人家的當了，徐君難道情願蹈覆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