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以人挽犁是初期的犁耕形式。
在上述侗族、苗族和瑤族等居住的地區，犁耕早已出現，但是以牛挽犁的曆史相當晚，直到解放前在黎（平）、從（江）、榕（江）某些地區還以木牛犁地。是因當地養牛曆史短嗎？並不是。
這些民族養牛的曆史比用犁耕還要古老，養牛數量很多。以從江縣占裏寨侗族為例，該寨共有156戶，養276頭牛，幾乎每戶都有牛，其中村寨還共養兩頭“鬥牛”。侗族對牛很重視，四月八日為牛辰節，當天專門做黑糯米飯給牛吃。有的地區七月十四日過洗牛節，即為牛洗身，喂好草料給牛吃。牛是當地的重要財產，也是商品交換中的等價物。侗族民歌唱道：“牛死留有角，人死留有歌。牛角掛在簷柱上，顯耀祖先財物多。”簷柱上牛角的多少，是該家貧富的重要標誌。侗族養牛的目的，最初並不是為了犁田，而是用於肉食、祭祀、交換和鬥牛，後來才用牛耙田，犁田就更晚了。侗族老人說，不用牛犁田是老規矩，主要是不習慣，尤其在層層梯田的山區，田塊小，牛耕施展不開，反不如以人挽犁方便。這種情況在苗族、瑤族地區也同樣存在。
使用人力挽犁不僅在侗族、苗族和瑤族地區存在，在我國其他民族中也有跡象可尋。此例甚多：
漢族在曆史上就流行過人挽犁。《漢書?食貨誌》：“平都令光教過以人挽犁。”近代山東、新疆等地還有人挽犁。
《舊唐書》卷199稱：古代東北有一個室韋族，他們“剡木為犁，不加金刃，人牽以種，不解用牛”。《新唐書》卷219又載室韋“剡木為犁，人挽以耕，田獲甚褊”。
人挽犁在國外也大量存在。
由此看出，在犁耕出現的初期，人類並不能馬上將牛和犁結合起來使用，兩者還是分離的。所以，有犁並不等於就有牛耕，有牛也不等於就有牛挽犁。隻有當養牛和犁耕產生以後很久，人類才發明了以牛挽犁的牛耕形式。犁是一種新式農具，它的特點是破土劃溝，效率較高。王禎《農書》卷二：“今易耒耜而為犁，不問地之堅強輕弱，莫不任使。”不過，由於犁具較大，耕地深，又持續破土劃溝，在這種情況下僅憑一人之力是不能勝任的，必須以較大的動力才能駕馭耕犁，從而出現以人力挽犁的耕作形式。其中至少有一人扶犁，一人或多人挽犁，附帶產生了引犁工具，木牛就是這類工具之一。後來，隨著牛馬等畜力的不斷馴化，人類對犁耕的改進，才逐漸將畜力應用在耕作上，從而出現了牛耕。所以，我們認為在犁耕產生以後的一段時期內，曾有過一個以人力挽犁的曆史階段，並且采取耦耕的形式。
第三，木牛對研究犁的起源有一定借鑒。
關於耕犁的起源，有一種天真的說法，認為隻要人砍下一根帶杈的樹幹，並將樹杈削尖，由幾個人在地上挽拉就產生了犁。事實沒有這樣簡單。同其他科學技術發明一樣，犁的發明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社會生產的發展急需改進耜耕或鋤耕，以適應農業生產的發展。社會需要是促進耕犁產生的根本動力。二是要有相應的物質技術條件為基礎。隻有在產生犁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犁才會出現。就以耕犁來說，它是集中機械、力學和引力等多學科的技術發明才出現的，而且經過了一個長期的摸索過程。我國的耕犁基本是在耒耜的基礎上發明的，也有些是在鋤具的基礎上演變來的。首先，為了減少阻力，便於破土劃溝，必須把長方形的耜冠改造成三角形的犁鏵。其次，由於安裝犁鏵和牽引耕犁，必須有一個犁架結構。這些變化可以從木牛及《苗蠻圖》上的木牛形象看出端倪。
《苗蠻圖》上的犁，實際是一把耜，如同苗族的腳踏犁，特征是木柄修長，在木柄頂部有一根橫木把手，這些與耜或腳踏犁是一致的。但是在耜冠已變成尖鋒狀，已經具有犁鏵的特點，更便於破土耕地。犁架相當原始，它是以木牛為基礎，木杠相當於犁轅，立木相當於犁箭，立木下邊的橫木相當犁床，但它們都適宜人挽，而不便於牛拉，所以是比較原始的犁架形式之一。可見由耒耜變成耕犁必須有一定的犁架。
近代貴州少數民族所使用的耕犁，形製比較複雜，基本有三種形式：一種是來源鋤具的叉叉犁，主要流行於彝族地區，其結構與四川大涼山的耕犁一樣；一種是二牛三人犁，犁製為二牛抬杠的形式，但是犁衡與犁轅由耕索相連，由一人扶犁，一人掌轅，一人牽，由兩牛挽拉；一種是曲轅犁，由犁柄、犁床、犁轅、犁柱、犁鏵和犁壁六個部件組成。侗族、苗族使用木牛所挽的犁就是這種曲轅犁，這是比較進步的耕犁。然而，因為用人力牽引，它所用的牽引工具和木牛還停留在比較原始、落後的水平上。這對探討犁製的發生和發展有重要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