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一提到文化，總言必稱哲學、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宗教等，深奧莫測，五光十色。這些當然是一個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民族文化的核心，並且左右著民族文化的發展方向，但是，任何一個古老民族的文化都是立體的、有層次的，既有縱的曆史發展，又有橫向延伸；既有輝煌燦爛的宮廷文化，也有樸實淳厚的民俗文化。過去，我國對曆史上占統治地位的文化現象比較重視，出版過不少政治、經濟史方麵的著作，對人民大眾的文化卻注意不夠。特別在今天，社會發展一日千裏，傳統的民俗正在受到種種衝擊，用不了多久，許多珍貴的民俗文化將難以保存，這是應該引起重視的。其實，人民大眾的民俗文化，是到處存在的，與現實社會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著名的民俗學家鍾敬文先生指出：“我們搜集研究的對象――民俗，就一般來講，是廣大民眾（主要是勞動人民）創造的和繼承的，因為從數量上說，民眾究竟是國家人口的多數，實質上民俗的創造者和傳承者，也大都是廣大民眾，這一點是肯定的。”（《鍾敬文學術論著自選集》）許多事實證明，人民大眾的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是滋潤民族社會發展的母體。我們熱愛祖國的美麗山河，重視中華民族的曆史，也應該珍惜在這片國土上土生土長的民俗文化。現在作者奉獻給讀者的《春牛辟地》一書，就是一部民俗文化研究的著作。
牛，是六畜之一，可以挽犁、拉車，這是家喻戶曉的常識。無論是在《敕勒歌》中所唱的“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還是傳統戲劇《牛郎會織女》、《小放牛》中，牛都是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題材。牛是人們歌頌的對象，是吉祥之物，牛是力量的象征，又是財富的標誌。
不過，人類對牛的上述認識和應用，並不是在短期內完成的，而是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
起初，人類對牛的認識是很膚淺的，遠古時期人類隻知牛肉可吃，或者對牛有一種信仰，所以，隻把牛看作是獵取對象，其他方麵就別無所知了。這是舊石器時代的事了。事後，經過幾萬年，甚至幾十萬年的社會發展，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開始了農耕、製陶，也開始飼養家畜。這時人類才發現牛不僅可以獵殺吃肉，還可以飼養、繁殖，從而發明了養牛技術。然而這時人類還是把牛作為肉食的主要來源，最多是把牛作為犧牲品，也就是說祭祀神靈時，把牛作為神靈的美食，因此，這隻是對食牛範圍的擴大。當時不能，也不可能把牛與耕田、挽車聯係起來，因為當時還沒有犁和車，尚無對力役的需要。後來幾經滄桑變化，又經過幾千年的歲月，到了商周時期，人類才發現牛也是一種動力資源，可以挽犁拉車，這一發現，在今天看來，是區區小事，但在古代時期卻是一項重大的技術發明，它是經過許多艱苦努力，又伴隨牛環、犁具等不少科學發明才完成的。一旦牛代替人力，使人拉犁變成牛挽犁，必然使牛耕擴大到遼闊的田野上，深翻土地、精耕細作也成為可能，這無疑大大地提高了農業產量，不僅提高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也促進了手工業和其他行業生產的發展。因此可以說，牛耕的發明和推廣，在農業史上是劃時代的大事，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裏程碑，並且是引發商周時期青銅文化、秦漢社會迅猛發展的基礎。牛的功能不限於此，後來又應用到手工業、開采業、交通運輸、戰爭、醫藥等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