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窯堡會議後，中央重視對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認真分析了西北“剿共”前線的國民黨各地方實力派的處境和現狀，認為張學良、楊虎城及其所部是首先能夠爭取的對象，聯合他們，不僅能改變紅軍的被動態勢，而且能影響其他實力派，擴大統一戰線，造成西北的新局麵。因此，中央決定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開展對東北軍的工作。
在爭取張學良抗日的同時，進一步加強了對楊虎城的說服工作。“四一二”政變後，楊虎城曾與南漢宸等共產黨員發生過聯係。所以中央派人剛一與楊虎城聯絡，楊虎城就表示讚成共產黨的聯合抗日的主張。為了加強對第十七路軍的統戰工作，中共中央曾派汪鋒、張文彬，中共北方局派王世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王炳南等人到楊虎城處商談聯合抗日問題。1936年6月中央還派鄧發赴新疆聯絡新疆督辦盛世才，9月22日又派彭雪楓攜帶毛澤東給國民黨甘肅省政府主席、東北軍第五十一軍軍長於學忠的親筆信，赴蘭州聯絡。8月19日，中央在誌丹縣永寧馬頭山召開了全國哥老會代表會議。成立了中華江湖抗日救國會和武裝抗日救國軍。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關於爭取哥老會的指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也發表了《對哥老會宣言》。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一步擴大。
為了實現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中共中央於1936年8月10日在誌丹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了國共兩黨的關係和統一戰線等問題，並在會議上決定放棄“反蔣抗日”的口號，並提出“逼蔣抗日”的新策略。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並轉全體國民黨員的信，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並強調：“隻有國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總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圖存。”9月1日、9月17日，中央又先後向黨內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和《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指示中明確提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我們的總方針是逼蔣抗日”。與此同時，毛澤東在誌丹分別致書宋慶齡、蔡元培、邵力子、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蔣光鼐、蔡廷鍇等，希望他們利用各自的資曆和地位，積極響應和推動統一戰線的組成。周恩來先後致書曾養甫、陳果夫、蔣介石、胡宗南、陳誠、湯恩伯等，反複陳述“在大敵當前亟應團結禦辱”的道理，希望“國共進入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
在共產黨的積極努力下，南京政府中的部分愛國人士和國民黨軍隊中的一些愛國將領主動地接受了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線、聯合抗日的政治主張。張學良、楊虎城更是積極主動地聯共抗日，曾多次勸諫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絕。而且蔣介石親赴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剿共”，置張、楊於絕路。張學良、楊虎城迫不得已，采取兵諫。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事變發生後，國際上幾個主要國家對西安事變的態度極為複雜，英國和美國擔心自己國家在中國的利益受到損失，力求維持蔣介石的統治；日本政府則宣稱張、楊已經“赤化”，聲明它不能坐視南京同西安妥協；
蘇聯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關係，支持抗日，但對事變的性質作了錯誤的估計。西安事變在國內引起的反響更加強烈。在南京政府中親日派極力主張“討伐”張學良、楊虎城，擴大內亂；以宋子文、宋美齡為首的一派為保全蔣介石，主張用和平的方式解決；中間派眾多人士讚成抗日，支持張、楊，擔心內亂，同意和平解決事變。在共產黨高層領導中也出現三種態度：第一種是出於對蔣介石的仇恨，主張殺蔣；第二種是從國家民族大局出發主張放蔣；第三種是中和“殺”、“放”，提出審蔣。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誌丹縣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題討論研究解決西安事變問題。在會上，意見很不集中，分歧和爭論很大，但會議決定派出代表赴西安解決事變。在軍事上提議張、楊應立即將東北軍調至西安、平涼一線，第十七路軍主力調至西安、潼關一線，與根據地相連的固原、慶陽、富縣、甘泉一帶可留少量兵力，紅軍決不進占一寸；同日，中央軍委致電彭德懷、任弼時，要求紅軍集中於延安、甘泉，以便取直徑迂回至敵主力後方鄭州等地；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二軍和第八十一師、騎兵團五部則在原地和東北軍配合鉗製胡宗南等部。
12月15日，紅軍領導聯合發表《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表示支持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八項主張。17日周恩來等作為中共中央代表乘張學良專機飛抵西安，18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報告外界對西安事變的反應，並陳述了個人對於解決事變的意見。19日，中共中央在誌丹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全麵分析了西安事變的性質和發展前途，經過激烈討論，在中共高層領導中形成了共識，大家的意見一致統一到放蔣，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這個最英明的決策上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這是中國共產黨統戰思想在當時的最高境界的集中體現。在中共中央的積極努力下，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這對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對推動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三、蘇維埃中央政府定都誌丹對中國革命所產生的曆史作用
1936年7月至1937年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定都誌丹縣城，同期駐紮在誌丹縣城的中央機關有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西北辦事處、財政部、糧食部、土地部、教育部、外交部、內務部、司法部、國家銀行、工農檢查司、政治保衛局、中央黨校、中國抗日紅軍大學等。中央的主要領導同誌都長期住在誌丹，中共中央先後在誌丹召開了21次政治局會議，研究解決了一係列關係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問題：7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了西征中解放的新區政策問題。7月21日和2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了財政經濟問題，討論了新形勢下的土地問題，原則通過了《中央關於土地政策的指示》。7月26日、27日、30日，分別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先後研究討論了統戰聯絡工作、上海黨組織工作、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的工作和白區工作問題。8月10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了國共關係與統一戰線，決定放棄“反蔣抗日”。在以後的十幾次政治局會議上還分別討論研究了肅反工作、爭取寧夏的軍事行動問題、紅軍的政治工作問題、四方麵軍北上會師後派張浩去四方麵軍的工作方針、關於改造哥老會的問題、紅軍的行動方向和統一戰線問題、西安事變問題……
中共中央在誌丹期間，召開的每一次會議，作出的每一個決定，實施的每一項工作，都十分重要，並取得了輝煌的業績。西征勝利、三軍會師、長征結束，使中國共產黨和他所領導的紅軍徹底地擺脫了居無定所，天上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的那種被動局麵。以陝北蘇區為落腳點，擴紅建政，發展根據地，壯大紅軍力量。積極的統戰工作與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促成了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實現了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
回眸中國革命發展的曆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轟轟烈烈，但隨著蔣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而失敗；土地革命十年，全國建立起大大小小十幾塊根據地幾乎全部丟失，中央紅軍被迫采取戰略轉移。中共中央率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並定都誌丹後，中國革命出現了曆史性的轉折。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奠都誌丹期間，順利地完成了土地革命向全國抗日戰爭的過渡；中央機關從誌丹移駐延安，八年抗日戰爭取得徹底勝利；從延安到西柏坡，僅三年時間就打敗了國民黨蔣介石，解放了全中國，從西柏坡進入北京城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革命從艱難曲折到全麵勝利，誌丹就是這個曆史發展軌跡上由失敗到勝利的轉折點。
（作者單位：誌丹縣委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