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正月，我總愛到鄉下親戚家走走。
小時候，我家的生活過得較為艱難，姊妹四個，全靠父親母親每天十六分工（約合人民幣0.9元）養家糊口，由於母親身體狀況欠佳，姐姐又早嫁，70年代中期，家庭生活愈加困頓。每年進入臘月之後，父親那多皺的麵孔上，仿佛又紋路陡增，成夜地唉聲歎氣，我知道，生產隊裏又要分紅了，我家可能要拿出不低於一頭肥豬售價的的錢來，好讓鄉親們分點錢，過一個熱熱鬧鬧的春節。生產隊有四口大塘，每年祭灶前後總要抽水逮魚，每家分個三十、二十斤，於是父親便把最大的幾條魚挎到集市上，賣個十元、八元的，順便在食品站買個五、六斤豬肉，再買幾斤豆腐、千張，加上鹹製的小魚、曬幹的扁豆皮、茭瓜草，便成了除夕、年初一端放在桌上的全部菜肴。餐桌上，不懂事的我和兩個妹妹，張開大口毫無顧忌地吃著豬肉、鹹魚，父母親則端坐在一旁滿臉憐愛地看著我們，偶爾隻夾些扁豆幹、茭瓜草放在碗內。兩頓年飯之後，端下餐桌的幾碗菜再也沒有露過麵，放在土菜櫥內，等待客人到來。而真正來了客人，隻有父親能夠陪餐，家中其他成員，隻能在廚房嚼著臘菜、蘿卜幹或老白菜，可惜菜裏看不出什麼油星。
到了年初三，我和兩個妹妹便開始拜年。大伯、三叔家跟我們住在一隊，年初一時自然就拜過年了，得到幾捧葵花籽或玉米花，已讓我們樂不可支，根本無法奢望能在他們家吃頓飯，要去吃飯也是父親的份兒。所以，對於幾門住址較遠的五叔家、姨娘、姑娘家，雖說相距幾十裏地，地走需要幾個小時，但我們姊妹仨還是樂意去的。她們家的經濟狀況要比我家強得多，到了那裏，不僅可以大口吃肉，還可以呷些小酒，吃到一些在我家從未吃過的鵝肉、鵝肫、糖果，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那裏一玩幾天，打著撲克，砸著“老鱉”，聽聽礦石收音機內傳出的優美樂曲。我家雖窮，但親戚們從不小瞧我們，給我們夾菜、倒茶，甚至晚上幫我們洗腳，臨別時，還給我們裝一些花生、花饃饃，寄寓著新年更好。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從中專學校畢業後，分配在一所偏遠的中學任教，每年的拜年活動一如既往。九十年代，我轉入鄉鎮人民政府工作以後，其間有一、兩年，沒能到遠方的親戚家拜年。一次，幾位弟兄來到我家，席間談及雙方父母身體狀況時，一位老哥毫不留情地說道：“你不能地位比我們高了，就把我們忘掉了。現在的路修通了，一車能開到門前，不像你小時候要地走幾個小時……再忙，你不會半天時間都抽不出吧？”一席話說得我麵紅耳赤，但我並不介意，反倒愧意重重。是啊，隨著現代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路寬敞了，車輛增多了，通訊工具普及了，而親戚朋友卻十年八年見不上一次麵，通不了一次電話，這除了工作節奏快、事務繁多等客觀因素外，我們難道主觀上沒有一點欠缺？從這以後，每年正月，我便不間斷地往鄉下親戚那兒跑，不管工作多忙，不管天氣多麼惡劣。不為別的，隻為了一個不能忘卻的情結——那永遠割不斷打不碎的鄉情，那濃濃如醇的親情，是我成長的搖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