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小學那年，一個風雪交加的早晨，我遲到了，到教室門前心裏就打著鼓，怯生生地喊了聲“報告”，老師看了我一眼，仍在講他的最大公倍數和最小公約數，我的淚水不聽話的從眼眶溢出，羞而生怒，我幹脆就站在門前不動了，同學們勸我，我也不聽，直到第三節課，班主任陪著那位老師來到我跟前，說是隻顧講課，沒有聽見我的“報告”聲，也沒有看見我，純屬一場誤會———我當然知道那是托詞，我這時才順著竿子往下滑，擦幹淚痕走進課堂。事後，有人說我太任性，我說，不，我要自尊。
上初一那年，一次，我和一群農村孩子往二十裏以外的鎮上去，打算買幾本課外輔導書，走著走著，身後來了一輛“東方紅”拖拉機，於是，大家一蜂窩地跑上去，趴上車，司機停下車，用憤怒的目光盯著我們，然後就是一陣痛斥，勒令我們必須下車。我紅著臉第一個蹦下來，低著頭隻管往前走，後麵的夥伴們任憑司機硬一陣軟一陣，笑嘻嘻地顧左右而不言，就是不下車，司機無奈，隻得負氣上車，把車門狠勁帶上，啟動車子，默許了他們的搭車。事後，夥伴們敘述了上麵的過程，並為我徒步行走至鎮上惋惜，我心裏說，當自尊和勞累成為單選題的時候，我寧願選擇勞累。
我上中專那幾年，家裏經濟特別困難，吃、穿、用等方麵，比起一般同學都要差一些，但偏偏我又是一名學生幹部，常常拋頭露麵奔走於校園上上下下，神氣活現的。個別人便以我的家庭情況引為談資，說我穿來穿去還是那幾件衣服，又說我一個月舍不得吃一頓肉，家裏窮得不行。我一羞之下，跑回老家，讓父母和初中班主任為我籌借二百元錢，購買了一台深圳產收錄機，成為當時學校學生中唯一持有收錄機的。提在手上，滿校園地逛蕩，並用音樂磁帶開展“教唱歌”活動，次年的元旦文藝聯歡晚會，學校近一半的獎項被我們班拿下，年少的我，為自己找回了自尊，也為班級贏得了榮譽。
再後來，我參加了工作，中專學曆偏偏走進一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單位。盡管我拚命地工作，小心謹慎地做人，但小瞧我、挖苦我的言行仍一次次地衝刷著我的心靈。於是，我修學曆，寫“豆腐塊”，獲得了學曆，掙來了名氣，幾年後，那些同事眼睜睜地看著我走出校園，被行政機關調任，羨慕死了。
行政界的哥們待我並不薄，唯才是舉，放手任用，29歲便讓我成為鎮政府的副職，管理一大堆既耗神又不討好的工作。有時候，頭兒工作壓力一大，便施展起他們固有的霸氣，頤指氣使是輕的，還當眾把下屬訓得個麵紅耳赤。一次，頭兒板著臉敲著桌子說，我就是組織，我一紙報告可以改變你的一生，你信不信？我嘴上說，信，篤信，心裏卻在想：逑！都是PLC的打工者，憑本事吃飯，誰主宰誰呀，於是，半年之後，我客客氣氣地遞上辭職報告，走上一條我從未走過的既新奇又陌生的路。
轉眼間，我在律師行當裏已打拚了好多年。穿行於理想與現實之間，奔走於當事人和司法人員之中，便擁有了一份自己可以支配的空間。不需要仰人鼻息，不需要唯唯諾諾，隻需要奉上一份真情和感動，把自尊嵌在心間，便不會看著有些同行掙得年薪百萬而歎息，也不會因為個別同仁鋌而走險身陷迷途而竊喜。因為我明白，在物欲橫流世風日下的今天，從來就沒有免費的午餐，許多情況下，金錢是需要自尊來換取的，這與我，是不合算的。一個人不能沒有自尊，正如植物不能沒有水分一樣，倘若一個人迷失了自我，放棄了做人的底線，那麼再多的財富隻能掛在幹枯的肉身上，風化成金燦燦的物質標本，供人們去評點。
物質極度豐富，吃飯並不十分困難的今天，沒有人會窮得像陶公那樣，連五鬥米都拿不出，隻是錢這個東西，它像個魔陣，很會控製人，沒有它斷然不行，有了它又想無限多，紛紛攘攘沒有止境。因而，誰要是再為日常生活之外的欲望折腰摧眉，那定然是自找的，可以理解但不值得推崇，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認為合適的生活觀念和生活方式，人是多元化的有色群體。
為了自尊，可以苦，可以累，可以哭泣，可以歡笑，但絕對不可以放棄追求，放棄奮鬥，放棄抗爭，這就是我的人生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