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中央電視台直播第一屆春節聯歡晚會，觀眾熱線高密度點播禁曲《鄉戀》，廣播電視係統的領導吳冷西部長，隻得冒著風險，咬牙同意李穀一在全國人民麵前演唱這首“黃色歌曲” ，而當時李已經演唱了《春之歌》、《問聲祖國好》、《一根竹竿》、《年輕的朋友》和《知音》5首歌曲，演出《鄉戀》，可謂眾望所歸。《鄉戀》終於在春節晚會得以“正名”，被喻為中國內地流行歌曲的“開山之作”。可見，到1983年，用音符體現政策，用旋律區分路線的觀念，已經逐漸淡出人們的頭腦。總的看來，關於《鄉戀》的爭議和討論大都是停留在觀念上的，爭論的焦點是允許不允許流行音樂存在的問題，衡量的標準也多以道德標準為主，在流行音樂日益商品化的現實前，輿論界對其施加的影響日益減弱。[2]
1983年首屆直播春晚，從此“春節聯歡晚會”成為春節除夕夜必不可少的一道“文化大餐”， 同時也造就了無數藝人的大紅大紫。歌曲類節目除了李穀一的演出，還有胡鬆華演唱的《勤勞的比帕爾》、《馬鈴響，玉鳥唱》，鄭緒嵐演唱的《牧羊曲》、《大海啊，故鄉》、《太陽島上》，劉曉慶演唱的《絨花》、《盼紅軍》等。春晚的成功舉辦，對於流行歌曲的推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時《中華讀書報》上的一段評論說：“嚴格地說，20世紀80年代初，李穀一、朱逢博、蘇小明和程琳都承擔著社會批評。雖然鄧麗君、劉文正等人的歌曲正在席卷內地，但流行歌曲仍然不是社會音樂文化的主流。當時最走紅的詞曲作家是王酩、王立平、穀建芬、張丕基等人，音樂上更多的還是對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抒情群眾歌曲傳統的繼續和拓展，雖然歌詞上增強了抒情性，但手法上基本也還是延續了從田漢到喬羽的傳統，歌頌祖國、民族、時代和勞動的題材占了極大部分。”
1984年春節，中央電視台聯歡晚會首次邀請了香港歌星張明敏和奚秀蘭，分別演唱了《我的中國心》、《壟上行》、《外婆的澎湖灣》和《阿裏山的姑娘》、《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天女散花》等歌曲。這些歌曲中的愛國情懷成為其登堂入室的重要理由。作為國家級的中央電視台，在一年中最重要的節目時間段——春節除夕夜中把港台演員請到舞台上演唱，使我們認識到：“一方麵，港台歌曲大有愛國者與健康者，並非良莠不分的黃色老虎；一方麵又昭示著這樣一個信號：從此以後，優秀的港台歌曲可以在中國大陸的舞台上正式登場、傳唱，滿足人們蓄積已久的審美期待。”[3]張明敏的《我的中國心》適應了這一形勢需求，成為當時除了國歌之外，幾乎所有國人都會唱的一首歌。
《我的中國心》創作的時代背景，被描述成：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審定中小學教科書時，公然篡改侵略中國的曆史，激起了香港詞作家黃沾的憤慨，於是他和王福齡共同創作了《我的中國心》。但事實上，據張明敏自言，1979年，台灣校園民謠非常火，香港永恒唱片老板鄧炳恒認為，在香港出版國語唱片也許是個好的選擇。1980年，鄧小平和撒切爾夫人開始會談，討論香港的回歸問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鄧炳恒開始為張明敏策劃新的專輯，找到了因為寫粵語歌而當紅的黃沾，請他寫一首國語歌，於是黃沾寫出了《我的中國心》，後由王福齡作曲。1982年，《我的中國心》出版，並沒有像公司預想的那樣走紅，銷量不高，社會反響也平平。香港人開始稱張明敏為“愛國歌手”，當時這樣的稱呼帶有諷刺的意味。[4]
但是，令張明敏和發行者意料不到的是，1983年，鄧小平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開始正式會談，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1984年央視春晚，邀請張明敏演唱《我的中國心》，該曲唱響之後，中國人的愛國情懷空前高漲，海外赤子眷戀祖國的深情與民族自豪感。該曲歌詞被認為表達了海外遊子對於祖國的赤子之心，觀眾發給中央電視台的信件有數麻袋之多。《我的中國心》得到了當時國家領導人的重視，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對《我的中國心》倍加讚賞，他親自抄歌詞學唱，還提出“什麼叫‘流行歌曲’？概念要弄清楚”的問題。[5]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看完晚會還指示把晚會重新編排對台對外宣傳，在一段時間內，中國駐外使領館招待客人，放映的就是這台晚會的錄像帶。[6]《我的中國心》因央視春晚的演出而爆紅，除了此曲應景當時的政治環境之外，還與中央電視台春晚強大的影響力有關，成為傳播媒體影響社會文化的一個經典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