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辦事得心應手，措置欲如，你必須要使自己成為無所不能的人。隨著現代生活節奏的加快，高科技、信息時代的到來，提高辦事效率，講究“語言”魅力形象勢在必行。隻有養成良好的辦事習慣，才能有效地達到事半功倍的辦事成果。
1．說話水準與生活層次的體現
說話離不開社會，說話的內容，要受時間、環境、方式和社會形態的製約；說話的效果要由社會反映來檢驗和決定。社會離不開語言，沒有語言就不利於人們之間的相互溝通；沒有語言，就不利於人們統一認識，統一步調；沒有語言的交流，就不利於社會的發展。因此，說話與社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說話水平對社會的存在和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很難設想一個沒有良好語言溝通的社會將是一種怎樣的狀態。
（1）說話水平與政治風雲
社會離不開政治風雲的洗禮。古今中外的執政者和有識之士，曆來看重說話的重要作用。
我國很早就有這方麵的文字記述。《周易·係辭上》說：“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認為製造混亂可以借言語為媒介。孔子就明確指出，“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邦”《管子·內業》。劉向說得更具體：“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卻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說苑·談叢》把說話當成百行之本，這是非常有見地的。
縱觀曆史，橫看現實，成功的政治家無不以自己高超的說話水平取勝。他們機敏睿智、伶牙俐齒、巧發奇中、一言九鼎。為維護國家、民族的利益，或遊說、或勸諫、或答辯、或談判、或演講、或辯論，均以說話水平導航政治風雲，左右形勢變幻。高超的說話水平可以叱奸佞於朝堂，醒群眾於街衙；化幹戈為玉帛，挽狂瀾於即倒。
戰國時，秦國吞並了韓、魏這兩個大國之後，接著企圖染指小國安陵。安陵君派唐睢到秦國交涉，同專橫、凶殘、貪婪的秦王進行了一場殊死的唇槍舌劍之戰；痛斥了秦王的無理要求，打擊了秦王的囂張氣焰，維護了國家的領土和主權。漢末，諸葛亮對劉備的“隆中對”，一席話將天下三分，奠定了蜀漢的基業；後又巧言遊說江東，勸說了孫權與劉備聯手共同抗擊強大的曹操。近代爆發的“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愛國學生為了國家、民族的存亡，走上街頭，揮淚演講，極大地調動起了全國人民的革命熱情，深刻地揭露了漢奸賣國賊喪權辱國的卑劣行徑，有力地挫敗了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陰謀。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代表周恩來於12月24日到西安與蔣介石進行麵對麵談判，使蔣介石接受了中共的政治主張。至此，國內紛紛揚揚、動蕩不定的政治局勢得以穩定。羅馬共和國的執政官凱撒被布魯特斯派刺殺身亡、名列羅馬共和國“後三頭”之首的安東尼站在凱撒的屍身旁發表了《災難，你已來臨》的演說。盡管他一再聲稱自己“隻是有話直說”、“不善言詞”、“又不善雄辯，所以不可能激勵大家的情緒”。可是他的這一演說卻煽動起國人為凱撒報仇的怒潮，從此造成共和國的長期混亂，直到覆滅。美國南北戰爭中，南方奴隸主驅使奴隸為自己賣命。為了粉碎南方奴隸主分裂國家的企圖，林肯總統及時在內閣會議上發表了《解放黑奴宣言》，他向奴隸們莊嚴宣告：“從1863年1月1日這一天起永遠獲得自由！”兩天後，他又站在白宮講台上向群眾演講，重申這一宣言。他深信，這可以“換取這個國家未來的幸福和繁榮昌盛”。果然，宣言發布之後，奴隸紛紛倒戈、逃亡，南北形勢發生巨變，很快林肯領導的北方軍獲得了徹底的勝利。
這些例子無不顯示出說話水平在政治風雲中的極大威力。
正因為如此，曆來統治者不但重視自己的講話水平，也重視被統治者的講話水平，希望人們說的話有利於自己的統治，有利於國家、社會，而不要損害自己的統治，損害國家和社會。
我國最早的典籍《尚書·堯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帝曰：龍，朕疾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舜帝對他的部下龍說，我痛恨說壞話、做壞事，那會驚擾我的百姓；命令您做呐言官，早晚傳達我的命令，收集對我的意見，一定要認真公正！)他設納言官的目的，就是要規範人們的言語，杜絕壞話。
周厲王是一個無道的暴虐之君，國人實在忍受不了，便議論紛紛，甚至譴責怒罵。厲王找來衛巫，讓他監視國人，不準他們亂說話，違者一律殺之。於是國人再不敢說話，路上相遇，隻是彼此用眼睛看看而已。厲王競自鳴得意地說：“我能夠製止國人說話了。”不讓說話，這怎麼行呢？“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國人有憤怒而不能渲泄，必然越積越深，危害會更大。召公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尖銳地向厲王指出：“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是。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召公的話是很有水平的，他從維護周朝統治的利益出發進行勸諫，比喻貼切，說理透徹。遺憾的是，忠言逆耳。厲王沒有聽從勸告，被憤怒的國人造了反，趕出了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