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思維理念停滯與科學思維開放的衝突和協調。“山中才數日，世上幾千年”，遠離人的“類”存在消磨了杜楊西的時間感知，以致對有有和健康帶來的嶄新信息充滿了懷疑和憂慮，以致他的情感方式，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從成為一個僵化的板塊，與這個變化著的世界顯得那麼格格不入。而另一方麵，作為一位曾經為祖國核工業做過傑出貢獻的知識分子，他對於前沿的科學保持著高度的敏感，即使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也絲毫沒有放棄對自己所鍾愛的事業的思考和追求，仍然在高等數學的宮殿中尊求著人生的撫慰。這是一種氣場，強烈地輻射了偶然遭遇的年輕一代，讓他們驚異信仰是怎樣地支撐一個頑強生命走過艱難的歲月，從而去自覺地蕩滌心靈底板上的浮躁和喧囂。
它是意誌堅強偉岸與情感脆弱悲涼的裂變和融合。三十八年的漫長歲月，狼蟲出沒的惡劣環境，沒有能夠使他倒下。他以強烈的生命意識、驚人的生存毅力，創造了孤獨守望的奇跡，而且把自己融進大山的林莽群峰。這種境遇鍛造了杜楊西高貴的品格，這就是對於任何存在的實踐檢驗。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出山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求證有有和健康所傳達的信息的真實性，求證曾經扭曲了自己靈魂和人性的那些理念是否還幽靈一樣地在這個國度的上空徘徊。然而，當他看到當年肆虐一時的萬丈冰在新的歲月竟然堂而皇之地以實業家的身份與省市領導站在一起的時候，他的精神世界坍塌了。杜楊西的逝去，不惟催人淚下，更帶給讀者多方麵的思考：在分享改革陽光燦爛的日子裏，已經遠行的曆史創傷對於我們這個民族意味著什麼？而像萬丈冰這樣劣跡累累的人物仍然走紅又說明了什麼。曆史絕不像史學家概括的那樣簡單和教條，它的複雜性需要我們通過對於在實踐上作為社會關係總和的“人”的分析才能獲得理性的詮釋。不管文本存在哪些缺點和不足，然而，在我看來，杜楊西這個人物的“典型性”是過去的文學作品中所不曾有過的，僅這一點，這部作品就完全可以站住腳。
小說，說到底，就是一種敘事的藝術。而情節和細節是敘事的重要支撐。作者對於地域文化的熟稔，給予了創作遊刃有餘的空間。那些關於秦嶺風光的詩情畫意的描寫，那些關於山中孤獨，與惡劣環境搏鬥中的細節鋪敘，那些在和自然相處中迸發的智慧之光，無疑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可讀性；而對於傳統敘事方式的承繼，有使得作品懸念迭出，或柳暗花明，或驚心動魄，或峰回路轉，營造了一個強烈的閱讀引力場。作品中有幾處細節刻畫讀來讓人回腸九曲，惆悵躑躅。杜楊西在送有有出山時，不顧有有的大惑不解，而沒有忘記讓他帶上不多的全國通用糧票；他走出大山，竟然是試圖用僅有的10塊錢去麵對價格不菲的現實，竟然沒有忽視在支付貨幣的同時配上早已廢棄的糧票；他在典禮儀式上看到萬丈冰，重新撕開的傷口終於導致他吐血身亡。所有這些，都使得作品蒙上了一層悲劇的色彩。而麵對一個生命的隕落，讀者從中獲得的絕不僅僅是一抔淚水，而更多的是痛苦之後對於“人”的尊嚴的反思，誠如尼采所說：“悲劇人物的死亡猶如重歸大海的一滴水，個體消滅了，在他的背後是萬能的意誌，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並沒有因個體的消滅而受到影響。”作者把杜楊西化為曆史的標本，永遠地鑲嵌在理性的碑石，讓我們在感受“悲劇快感”的同時，更加觀照對於現實的珍視。
恩格斯在談到文學創作時，曾經強調現實主義的創作一定要再現典型環境和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要盡量把作者隱藏在故事和人物的背後。這個觀點映襯出《大山裏的獵人》的一個突出的缺點。作者時不時地站出來詮釋人物的情感和思想，無疑限製和束縛了讀者的什麼空間，而又給人留下作者置身評判者的印象。就語言而言，還顯得粗糙和囉嗦，缺乏凝練的精度。這些，都希望作者在出版前能夠做一次大的修改。
祝賀作者的作品早日問世，以饗讀者。
2011年3月31日於鹹陽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
（本文作者係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陝西省作家協會會員理事、陝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鹹陽市作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