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此機會，鍾楷可以先喘口氣，多花點時間，把他向海外拓展銷路的構想仔細說給大家聽，彼此磋商，探討計劃的可行性，努力說服大家接受這一計劃。同時也可以多跟周亞夫溝通，贏得對方的信任與支持，以便適時調整新的銷售策略和公司政策，我想這位可畏而不討嫌的老臣還是能夠與他很好合作的。
或者，也可以，集中精力向周亞夫“推銷”那份新工作——全權代表公司與環保及消協打交道，而且這個專任全權代表的職級也不妨可以提高一點，比如副總經理之類，也未償不可。對周亞夫這種吃軟不吃硬的屬下，時間和溝通才是良藥，隻要打消隔閡，建立相互間的信任，啥事都好辦。
總之，鍾楷應該好好施展一下他的“推銷功夫”，設法留住周亞夫這個人才，不要輕易放手讓他投效競爭對手。否則的話，大家就會認為鍾楷是個喜新厭舊、卸磨殺驢的主兒，不僅老臣們不願跟他，新人們也會心存疑慮不願為他全力效勞。
生而好辯，為議論而議論
齊老板簡直太能言善辯了，說起話來頭頭是道（不管正道還是歪道）。很多人認為他的口才便給，議論風生，讓人覺得道理好像真的永遠掌握在他一人手中。簡直到了可以把死人說活，把黑說白的地步。甚至有人說他，可以在孔子麵前賣孝經，勸愛斯基摩人買冰箱。
他在說話的時候，很善於抓住要點，用最生動、簡潔的語言表達清楚他的意思，大有“扣人心弦”“三月不知肉味”之勢。大凡初次與他交往、談判的人，禁不住會為他的口舌所折服，忍不住想要“他說得有理，照他的意思去辦”。
對此，齊老板不僅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深以為自豪。
但是，他的屬下和朋友（隻要相處半年以上）卻為此感到非常的頭痛。為什麼呢？
因為齊老板太熱衷於“說”、太熱衷於爭辯，從來聽不進去任何人的意見，就算真理和事實明白無誤地掌握在屬下手中，他也能辯得你張口結舌。
每逢出台什麼新政策、新措施和新方案，他都少不了要先深刻議論一番。本來嘛，如果是為了引發建設性的意見而議論——就像俗話說的“拋磚引玉”，那麼議論還是有必要的，值得提倡的。可是，偏偏是自說自話、漏洞百出，別人又無法辯得過他，而他也往往陷入“為議論而議論”的陷阱而不能自拔，豈不是有強辭奪理之嫌？
更討厭的是，不管對方是誰，所論之事是大是小、是輕是重、是緩是急，他經常抓住對方話縫當中大可忽略的小細節、根本不值一提的語病、小錯失，把話題轉移到不相幹的領域，而且堅信即使是一件小事，也可以透過議論引發建設性的意見，因此而使問題複雜化：
“這件事情（或問題），應該換個角度來看，比如——”然後把話題引申到根本不相關的地方，然後從中國到西方，從地球到月球，從宇宙到原子結構，從結構到陰陽魚圖，從道家再到茶道到器皿到酒到令狐衝到金庸，再到小說家到哲學家……吐沫橫飛兩三個小時，繞了一個大圈子之後，兩個舉動：
①是看看手表，宣布下班，或起身去赴約會；
②“所以——”來個總結，這個總結不僅跟他的高談闊論不相幹，跟一開始時的話題也不相幹，但它卻能證明他所說的一切的一切非常在理。
如果，在些期間，屬下想要打個岔，或者回到原來的話題，或者提出自己的意見和想法，齊老板總是會立刻揮手打斷屬下的話頭，繼續他滔滔不絕的“話”勢。
因此，每次與他交談，不論是誰開始一個話題，總是要由著他的“話興”，以他唱獨腳戲為始，以他唱角戲為終。
久而久之，做屬下的，不僅對他的話“懶得一聽”，就連見到他這個人，也會趕緊像條黃花魚似的——趁早溜邊兒。
在齊老板的公司裏，已經到了人人“聞會色變”的程度，關鍵倒不是怕談正題，而是怕老板在正題之外扯“山上有座廟廟裏有個老和尚”之類的閑篇。隻要開會，非扯到天光大亮，人仰馬翻不可（第二天他可以晚起，屬下卻得正點上班）。據說，他有一個自鳴得意的“三光政策”——喝酒、開會到天光，說話說到人走光。
但是他卻忘了一個大大的真理（在他眼裏可能不是）：
真正有說服力的人，是善於傾聽的人。
說服力來自信任，而信任來自傾聽：別人說話時，你要善於認真傾聽，別人才會覺得你可以信賴，唯其認為你可以信賴，你所說的話，別人才能加以接受。
美國開國三元勳之一的富蘭克林在檢討自己一生的錯點時，針對自己“生性好辯”的缺點，述說了自己努力矯正的經過：
“我從小就十分愛好爭辯，也盡管爭辯時常有助於鍛煉自己的思辯能力和整理頭腦中的知識，但是後來我發現，這種爭辯的癖好，很容易發展成為一種很壞的習慣。為了爭辯，人們必須提出反對的意見，這種抗辯不但使人們的交談變得別扭和遭到破壞，常常使人在他人麵前變得十分討厭，甚至使本來有可能發生融洽友情的場合產生敵意。我認為除了律師之外，明達的人很少會染上這種習氣。蘇格拉底的著作不僅讓我開始學會如何辯論，而且讓我學會了如何心平氣和地提出不同意見，並謙恭地傾聽別人的言論，和藹地闡述問題。我認識到能言善辯的目的是相互闡明自己的觀點，或者與別人取得一致的意見。後來隨著年事漸長，我意識到，為達這一目的，認真傾聽別人講話，使善意的人們不反對你，這才是最聰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