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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傳統文化的保守性，製約著絕大多數市民群眾在被征服狀態下，必取因循、退讓、怯懦、敷衍的守勢。同時，我們的文化劣根性中，也不斷滋生著一些更為可怕的毒菌，更使世間平添齷齪。侵略者每占領中國一處城鄉，都會不期然地收獲到中華民族中間的渣滓——漢奸們的逢迎配合，這令敵人更加張狂，也使人民的災難更加深重。《四世同堂》裏，就有為數驚人的漢奸身影：冠曉荷、大赤包、藍東陽、祁瑞豐、胖菊子、冠招弟、李空山、高亦陀、牛教授……像冠曉荷那樣，“在相貌，言談舉止，嗜好，誌願，心理，各項中”，都是那麼天然的“成熟，得體”的漢奸坯子，幾年裏執著不懈地追求於賣身投靠，居然怎麼也實現不了自己卑鄙的宿願，可見，類似人物在當時的北平，多得已然不知凡幾！
小說裏，誌在鏟奸除害、去舊布新的老詩人錢默吟，麵對他的知音祁瑞宣，講過一番寓意透辟的話：
這次的抗戰應當是中華民族的大掃除，一方麵須趕走敵人，一方麵也該掃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們的傳統的升官發財的觀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麵想作高官，一方麵又甘心作奴隸——家庭製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習慣，都是民族的遺傳病。這些病，在國家太平的時候，會使曆史無聲無色的，平凡的，像一條老牛似的往前慢慢的蹭；我們的曆史上沒有多少照耀全世界的發明與貢獻。及至國家遇到危難，這些病就像三期梅毒似的，一下子潰爛到底。
這席話，應視為老舍的心音，它來自作家數年的思考，定型於全民抗戰的烽火硝煙之中。作家痛切地希望，通過偉大的抗日戰爭，為“老”民族的心態和精神，做一次深入的檢討，做一次莊重的洗禮，將一應保守的、愚弱的、可鄙的民族性格，蕩滌幹淨，再充分建立起足以引導每個國民的靈魂走向剛健、壯美境界的精神文化係統。
作家透過眾多人物的所作所為，將中國人的精神文化，區分為不同的類型。老舍借書中人物錢默吟的話語，說出自己的理想：“詩人與獵戶合並一處，我們才會產生一種新的文化，它既愛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時候又會英勇剛毅，肯為和平與真理去犧牲。”老舍心目中的“獵人”文化，正是中華民族的初民精神，未必要求她的人民念過多少書、識得多少字，但是，他們一定須是頂具備正義感，頂具備孔武氣質，也頂擅長於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地懲治外寇、維護自我權益的。當然，作家也並不是一味地希望我們的民族，都倒退回到原始的“獵人”時代，他熱烈呼喚著的，是高級的“詩人”文化和原始的“獵人”精神的重新組構與協調化一。書中提示，必須有像錢默吟一樣，由傳統的善良、正直的文化人，蛻變成為民族的時代的鬥士，才算是真的完成了一代文化人的使命。在一整個民族被外來侵略者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作家也感到，無須隱瞞他該當提醒人們的主要一點，也就是寧肯暫時放棄儒雅，也不可長久地逃避反抗。
通觀《四世同堂》作品的思想優勢，盡在於它的文化審視。當我們的國民早已聽慣了“經濟落後，一個民族就要被動挨打”的道理時，千萬別忘了，文化的保守，精神的羸弱，同樣是要讓一個民族被動挨打的！老舍的這部長篇小說，為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就此提供了足夠的殷鑒。
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在決定民族存亡的日日夜夜，民族文化的大課題，讓老舍這樣一位飽含愛國激情的中國文化人，寢食難安，坐立不穩。似一片嘔心瀝血的規箴，他向自己的祖國，自己的人民，獻上了這部長篇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