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的座談會上章伯鈞發了言，他說：現在工業方麵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四個設計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他還說在非黨人士擔任領導的地方都要黨組負責，黨組既然要負責，就不能不要權。這是黨外人士在負責崗位上不能做到有職有權的根本原因。
第二天羅隆基發言，他認為“三反”、“五反”、“肅反”幾次運動發現有些偏差，他建議全國人大和政協可以成立一個有共產黨、民主黨派的成員和其他方麵人士參加的委員會，以檢查過去幾次運動中出現的偏差並鼓勵受委屈的人士向這個委員會申訴。這就是人們所謂的“平反委員會”。
座談會已近尾聲，儲安平出席發言。他的發言還像解放之前主編《觀察》一樣，眼光敏銳，出語驚人。他發言的題目就是《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他說：“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但是在全國範圍內，無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作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黨這樣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樣的想法，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麵。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它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提倡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隻有一個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被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注：實為八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是黨外人士，是不是黨外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據說馬寅初聽了，連聲叫好，有些人會後說：儲安平真有膽量，我早也有這些想法就是不敢說。
這次黨內整風，統戰部召開座談會，大家發言踴躍，主持人李維漢看出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大肆散布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發動猖狂進攻，掀起一股反社會主義思潮（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中央立即發出機密文件《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要求全體黨員把整風立即轉為反對右派分子的對敵鬥爭。各民主黨派中央及地方也多次開會開展對右派分子大鳴大放大批評，同時提出加強自我改造。1958年3月6日，各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及機關幹部數千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沈鈞儒任大會主席，並致開幕詞，李濟深、郭沫若、黃炎培帶領與會人員走上長安街，高呼口號列隊遊行，遊行隊伍浩浩蕩蕩，掀起了自我改造大躍進的高潮。
是年11月民盟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沈鈞儒在工作報告中說：總結了反右、整風以來的經驗教訓，得出的結論是“民盟是個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盟員的多數還沒有完全拋棄資產階級立場。兩條道路的鬥爭，是民盟在根本改造中的中心問題”。
經過這場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運動”，徹底打退了右派分子反對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新體製的進攻，中央認為反右是必要的，劃出了55萬右派分子，缺點是擴大化了。毛澤東死後，中央對多年來各種冤假錯案甄別平反，右派分子55萬先後予以平反的占99%。中央級的大右派隻有5人，他們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和上海的彭文應、陳仁炳。未說明任何理由和罪行，隻是四個字“不予平反”把他們永遠打入曆史另冊，但儲安平對聯合政府的講話至今仍還有其現實意義。
（責任編輯黃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