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著鐐銬寫日記
春秋筆
作者：馬龍閃
日記是反映時代和人生的一種特有形式。對一個時代，一種文化來說，如果缺少了日記這一特有的文獻式樣，就難感性觸摸到時代曆史的鮮活脈動，難以透徹窺見並透視出該時代人的微觀心靈世界。
以往，我總以為，沒有日記，怕記日記，是我們一代人的憾事，一整代人的悲哀。最近，在《中華讀書報》上讀到《錢鍾書為何要拆“金玉良緣”？》一文，才悟到遠遠不是如此。
實際上，數十年來被扼製、被湮滅的遠不隻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日記。我輩一代，多有同感，多年來形成了一種寫日記的恐懼症，生怕自己“整自己的材料”，親筆留下日後挨整的記錄，因此，許多人都中斷了曾經持續多年的日記；但是，詎不知在我輩之前，上代人也有不敢保存和收藏前輩人日記的問題！
前些年，隻曉得吳宓朋友怕惹禍患，曾燒毀他部分日記的事；原來，錢鍾書老父親錢基博（1887—1957年）的日記，遭遇的命運更為悲慘。他曾把自己20多年記下的上百本日記交給女婿石聲淮保管。在文化大革命中，石聲淮怕人們辨認出錢基博的筆跡，在恐懼中將老嶽父的日記全部付之一炬。這是何等令人痛惜之事啊，這樣珍貴的曆史文獻，浸透一生心血的治學心得和人生感悟，就這樣灰飛煙滅了！類似這樣的事件，幾十年間，在曆次運動中，又在多少知識人的身上屢屢發生過！
從五十年代起，在每次運動中，因日記惹禍的，每每有之；出於對惹禍的恐懼，有多少人焚毀了自己的或者親朋的日記。我們每每喟歎，今日之中國，匱乏當代日記之文獻。筆者在網上搜索後初步統計，自1979年到2012年，在大陸和港台三地，出版從19世紀初至今200年的日記類圖書，共計300種左右，而涉及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今這一甲子的日記，僅有20多種。也就是說，在占了三分之一時間的這60多年間，日記出版的數量，還不及200年總數的十分之一。至於有關人物一生完整日記的存世數量，那就更加屈指可數了。筆者愚陋寡聞，大陸除竺可楨一部完整日記存世，其他就很少聞見了。可見當代中國大陸，完整日記之稀缺，是其來有自的。這消失、毀棄的日記，實際涉及的不隻一代人，而是幾代人。這日記的毀棄和消失，實際上毀棄和消失的是時代的記憶、曆史的足跡。這種珍貴文獻的損失，等同於是把真實的時代的記憶，扔進了曆史的黑洞，付之永恒的空濛，是無可彌補、無法挽回的。
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前半期在中學讀書之時，老師和學校還是提倡寫日記的。寫日記的好處人人知之，既可養成嚴謹的生活學習習慣，“吾日三省吾身”，日日上進，又能經常磨礪思維，提高表達能力，練習文筆。當時，班上不少同學都有記日記的愛好和習慣。筆者當時也是其中之一。那時，無論功課如何沉重，事情如何繁多，就寢前記上一筆當天的日記，是必做的功課，否則，生活就像欠缺了些什麼。實在貽誤了當天的日記，第二天是定然要補上去的，不然就仿佛欠了一筆生命的賬。生活中的點滴體驗，讀書時的絲絲心得，思想感情世界的微微萌動，都是日記的題材和內容。那時，在城鎮中學讀書，都是住校，大家白天上課，晚上在大教室自習，在大寢室通鋪住宿，從早到晚，每人的一切活動，一舉一動，全都在眾目之下，被看在大家眼裏。班上有哪幾個同學記日記，老師同學都明明白白。最初，寫日記也沒有什麼顧忌，因為是聽從教導，得到鼓勵的，自然也是光明正大的。但到後來，不知道是從何時起，班主任老師把思想工作“深入”到某些同學的日記中來了。不知道是班主任的點子，還是個別團幹部的主動“請纓”，待教室裏沒人時，他們竟私下翻開人家的日記，探查起“活”思想來了。這樣做的結果，可想而知，弄得班上疑神疑鬼，氣氛緊張，師生之間、團群之間，關係惡化，甚至出現嚴重對立情緒。
人在十六七歲的年紀，正是青春萌動期，情感、思想是十分敏感脆弱的。一般對自己深密的所思所想，是不願外人觸動、知曉的，甚至包括自己的父母。而隻能一個人暗自在日記中吐露的話語，一旦被別人——老師同學，了解了去，那種惶恐甚至羞怒是難以形容的。以粗暴方式闖入這塊禁地，對他們來說是難以容忍的。
這種偷窺日記的事情一發生，同學們都警覺了起來，一個個把日記抱得更緊了，生怕被人發現給偷看了去。漸漸地，寫日記在同學中間甚至變成一種“秘密”，一種“地下工作”：誰也不敢在教室裏，在人們眼皮底下打開日記，變成了躲在寢室偷偷寫，或者幹脆跑到野外去寫。
事情還遠不止此。1957年底至1958年春，在中學掀起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是在中學生中間替代“反右”而進行的一場所謂“和風細雨”的“教育”。隨著運動的開展，所謂“黃色日記”、“反動日記”事件，被一樁樁揭發了出來。在全校大會上，一當“黃色”、“反動”這兩個從未聽說過的可怕字眼，給叫得漫天響，被宣布出來，凡有日記者，個個心裏打顫，人人心神不安。什麼是“黃色日記”，什麼是“反動日記”，大家似是而非，誰也分不清界限，生怕自己的日記也沾上了邊兒，個個神經緊繃，被嚇得魂飛魄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