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間，瞿秋白走到了生命的深秋。他再一次被米夫和王明拋棄在組織外。那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及紅軍開始長征，瞿秋白要求參加，未獲批準。這是王明等為首的中央領導層的一個絕好時機，在生死存亡的轉折中，一個政黨和一個軍隊同樣需要輕裝上陣，他們要丟掉一些重型武器，一些無用的裝備，也要趁機甩掉一些人，這倒並非因為無用，而是在他們的原則和意識裏，這類人一直擋了他們的路。或者說這樣的人，他的光芒和才氣，總是讓他們看到自身的黯淡。這是一個好時機，他們隻要給出一點點理由，就可以丟掉一個讓自己害怕的包袱。他們說瞿秋白身體狀況欠佳，不適合轉戰南北，還是原地留守，在蘇區指揮遊擊戰，就這樣瞿秋白被撇下了。而當時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體弱的人都得以跟著大部隊撤離，有的騎馬，有的坐擔架，最後安全到達陝北。
瞿秋白患有嚴重肺炎，他這樣的身體倒真不適合輾轉作戰。他拖著病弱的身體，在福建鄉郊野外東躲西藏，像一個離群索居的人。
1935年2月，一個霧蒙蒙的清晨，早春的寒意還未退去。瞿秋白帶領一個小分隊出現在福建長汀縣的山間小道上。這是一支疲憊的隊伍，戰士們衣衫襤褸，裝備簡陋，臉上寫著疲倦和驚恐，像一群越冬的鳥，在躲避獵食的槍口。2月24日，隊伍到達長汀縣濯田區水口鎮小徑村附近，大家都走累了，原地歇腳。突然村口槍聲大作，長汀縣地方反動武裝保安團包圍了小徑村。
紅軍隊伍左衝右突，企圖突圍。患重病的瞿秋白跑了一段路就上氣不接下氣了，戰友鄧子恢過來拉著他跑，他已精疲力竭了，對鄧子恢說：“我病成這個樣子，實在走不動了，你別管我，快走吧！”
鄧子恢執意要背瞿秋白走。瞿秋白不同意，他隻是隱蔽在一處灌木叢裏，讓鄧子恢帶著隊伍衝了出去。那一刻，他的身體承受不住急速奔跑，停下後，他的心才稍稍安定些了，怎樣的去留並不重要。任何時刻，他都希望自己保有一些從容。
他背靠著一叢荊棘坐下來，重厄下的肺也慢慢緩和過來。
當然，敵人很快就發現了他，這是預料中的事。
起初一段時間裏，敵人並不知道瞿秋白就是瞿秋白。
在刑訊逼供麵前，他始終安靜地坐在審訊室裏，像一個打坐的禪師，他說自己叫林琪祥，職業醫生。1932年因病到福建遊曆，恰逢紅軍攻打漳州被俘，送往瑞金充當醫生。一次又一次審訊，這就是他始終如一的口供。後來，國民黨方麵很快得到密電，濯田區水口鎮捕獲的人裏有中共頭目瞿秋白。這個叫林琪祥的人很快被帶往國民黨駐福建長汀的三十六師師部所在地。軍法處處長吳淞濤負責審問瞿秋白，吳淞濤例行公事地問，瞿秋白也例行公事般地答。後來吳鬆濤拍桌子，大聲怒喝：“你就是那個瞿秋白。”瞿秋白還是定定地坐在那裏，一臉安然，他平靜地望著吳淞濤，緩緩地開口說話：“我叫林琪祥，職業醫生。”仿佛那真是他與生俱來的身份。
但事情急轉直下，有好幾個人相繼叛變，好幾個人都供出了瞿秋白，後來一個叛徒被領到瞿秋白麵前，那個叛徒，指天發誓，願意用腦袋擔保麵前的人就是瞿秋白。這時候，那個叫林琪祥的人才淡淡地笑了，他說：“既然如此，也別浪費這位好漢一顆上好的腦袋了。你們執意說我是瞿秋白，我就真是瞿秋白。至於前些時間說的林琪祥，職業醫生之類的話，你們權當我寫了一篇小說。”
吳鬆濤第一次遇見一個用寫小說的方式來答口供的人。
瞿秋白是一條大魚，國民黨高層授意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從瞿秋白口中打開一個缺口。宋希濂心情頗為複雜，他既是國民黨的要員，要想方設法讓瞿秋白靠近國民黨，又在內心深處對瞿秋白的為人和才華抱有很深的敬仰。他意識到，對待瞿秋白這樣的人硬碰硬是不行的，得以柔克剛。
於是，瞿秋白獲得了特殊“禮遇”，宋希濂命令手下為瞿秋白找到了一間較大的囚室，還下了“優裕生活”的指示。起初，他擔心瞿秋白會拒絕，這也是共產黨人鐵骨錚錚的共性，許多被捕的革命者為了表清白，對國民黨的任何優待都是嗤之以鼻的。但瞿秋白倒爽快，這讓宋希濂覺得隱約看見了曙光。其實，宋希濂錯了，瞿秋白隻是看透了許多東西，他也看到了1935年是自己無法解開的一個死結，他享有這樣的優待，僅僅隻是他覺得自己並不需要在形式上保有所謂的清白了，他本身就是一塊漢白玉，他有清澈的人格和堅實的底線。這一切他很清楚，他無所畏懼，不管是優待還是諂媚，不管是陷阱還是圈套，對他來說都不重要。
宋希濂詢問瞿秋白在生活和健康上有什麼要求。瞿秋白說，他作為病人，不反對看病吃藥；作為文人，要寫東西，需要筆墨紙硯書桌；又說他寫東西習慣上需要煙酒，但身無分文，僅有的財物全被保安團的兵搜走了，他需要煙和酒。這些宋希濂全同意了。
宋希濂倒也考慮周全，不但為瞿秋白準備了一張大書桌，還為他搜羅了一些中國古籍，並按照三十六師“官長飯菜”標準供應膳食，並隨時備有煙酒。他還糾正了一個很小的細節，要求師長以下所有人一律稱呼瞿秋白為“先生”。
1935年4月，春天已經來了。春天是無所不在的，即使國民黨三十六師師部所在的囚牢裏也有了些春意，春風穿窗而過，牆邊地角已有了些細密的新草，囚室外麵一棵老樹也換上了新葉。
瞿秋白在一間專門為他準備的大囚室裏過起了短暫的讀書寫字生涯，他的心裏是不是也閃過一絲春天的氣息？他在這間囚室裏寫詩、治印、習字、喝酒、抽煙、靜思、默想……他已經作好了離開的準備，他用了很長時間寫一篇長文《多餘的話》，那是他身陷牢獄後的回首悵望，是他自言自語式的一場反思，是一個終究脫不開文人氣質的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