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的領導力危機
這些領導人大多不曾在社會上真正謀生過，對社會世情並無真正的了解，政治是他們唯一從事過的職業，他們因為善於駕馭媒體和民意才脫穎而出，所以往往迷信宣傳，過於注重表麵功夫，內功不足，遇到金融危機這樣的重大考驗就露了餡。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突然多了一些能力平平，但形象討巧的領導人的緣故……
●趙靈敏／文
法國總統奧朗德上任一周年，其支持率急劇下降，有四分之三的法國人不滿意他的表現。而一年前，他還被法國人寄以厚望，稱為“法國的羅斯福”。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美國總統奧巴馬、台灣領導人馬英九、埃及總統穆爾西等領導人身上。上台之初民望高企、意氣風發，接著在很短時間裏支持率快速下滑、變得不受待見，這似乎成了金融危機以來，各國領導人的共同遭遇，能持續維持高民望的領袖絕無僅有。
尼克鬆（尼遜）在《領導人》裏總結了一個領導人躋身於偉大領袖之列所必備的三個要素：偉大的人物、偉大的國家和偉大的事件。正如“二戰”之於丘吉爾、“大蕭條”之於羅斯福，偉大的事件可以造就偉大的領袖，“隻有當一位領袖的能力受到最大限度的挑戰時，我們才能充分地衡量其偉大的程度。”
盡管有《時代》、《福布斯》等一年一度的世界領袖排行榜，但對照尼克鬆《領導人》裏那個群星熠熠、偉人輩出的時代，回想著ＪＰ摩根以一己之力，充當美國中央銀行的角色，挽銀行體係於即倒的光輝往事，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正處在一個領導力空前匱乏的時代。
領導力危機
金融危機以來，雖然一些國家出現了極端化的思潮，但並沒有像人們事先所擔心的那樣，產生希特勒這類別有用心的煽動家，這是值得安慰的地方。但這並不意味著領導人的無能和平庸就是好事。
此次金融危機至今已經４年多了，但我們沒有看到多少根本性的製度變革。盡管過度的福利製度已經拖垮了歐洲多國的公共財政，釀成了債務危機，但幾乎沒有領導人敢於對福利製度開刀；美國的貧富分化和不平等程度，正處於近一個世紀以來的最高點，甚至比歐洲還嚴重。在國際上則麵對來自中國的競爭，與伊斯蘭世界尋求和解的努力也毫無結果，很多人擔心此次金融危機是美國由盛轉衰的轉折點。但麵對如此嚴峻的局麵，美國的政治家並沒有表現出革故鼎新的氣派，而是忙於黨爭和內鬥，互相拆台。
正因為沒有能力或勇氣來處理危機，迎合民粹、避重就輕地鼓動對於富人和財富的仇恨、人為製造階層之間的對立以吸引選票，就成了最慣常的政治操作。奧朗德接替薩科齊當總統，對法國競爭力低下的痼疾視而不見，卻醉心於將所得稅提高到嚇人的７５％，以及罵那些聞風而逃的富豪是叛國者；奧巴馬幾乎每次演講都講到為富不仁者，指責華爾街的貪婪。諷刺的是，盡管富人在全世界範圍成了過街老鼠，但金融危機以來，各種調查都顯示富豪的財富有增無減。而把一場波及全球的嚴重危機的成因，簡單地歸為人性的貪欲，顯得既膚淺又漏洞百出，而且還有故意混淆視聽、轉移目標的嫌疑。
這讓人想起了不久前去世的“鐵娘子”撒切爾夫人——“我愛爭拗。我愛辯論。我沒預期坐在這兒的人（國會議員）都同意我。”撒切爾夫人１９８０年說出的這番話，正好反映了她的性格。無論是麵對福利製度改革，還是馬島（福克蘭）戰爭，她沒有像其他政客般滑頭和左右逢源，而是迎難而上，甚至不惜押上自己的政治前途，最後成功撥亂反正。在這些方麵，“鐵娘子”表現出了擇善固執的品格，完美詮釋了政治上的“鐵”的真正含義——不是殺人如麻，不是頑固和死硬，而是堅持對的東西，絕不輕易為短期利益而放棄長期信念與目標。
今天，在選舉的壓力下，政客在製定和實施經濟政策時，往往過多考慮政治和選舉因素，精於進行能帶來立竿見影現實利益的短線政治操作，忙於贏得選舉，維護權力，而對有利於國家長遠利益但可能得罪人的政治決定退避三舍。不知不覺間，艾森豪威爾所堅持的原則——“領導隻不過是對一切錯誤承擔責任，而把一切好事歸功於部屬”——早已不複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