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德國繼北占列寧格勒、南陷克裏木的基礎上，在蘇德戰場上發動夏季攻勢，對戰場南翼的蘇聯紅軍發動重點進攻，不僅突破了蘇軍在塔曼半島的防線，躍進到高加索西北，而且擊退了蘇軍在哈爾科夫的進攻，上演了又一場的基輔會戰。恰在此時，蘇聯方麵再次得到日軍向中蘇邊境秘密集結的情報，這使得斯大林更加緊張起來。為此他授意蘇聯國防部起草電文，第三次致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要求“八路軍在日蘇戰爭發生時，派一部分正規軍開赴南滿，策應蘇軍，以牽製日軍”。
隨後，斯大林和蘇聯方麵又派弗拉季米洛夫以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聯絡員和塔斯社隨軍記者的雙重身份，立即飛往延安，督促中共中央派八路軍開赴南滿地區，配合蘇軍的行動。除此之外，蘇聯派駐延安的聯絡小組頻繁地就八路軍軍事行動的問題同中共中央進行磋商，並且派人前往晉察冀根據地實地考察八路軍活動的情況。
在此後的兩個多月裏，斯大林和蘇聯方麵一再要求中國共產黨方麵立即在軍事上采取行動，襲擊日軍，破壞交通線路，並且同國民黨蔣介石當局搞好關係。蘇聯的這一係列要求，最終的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日本進攻蘇聯的時候，中共能出兵援助，配合蘇聯紅軍作戰。
麵對斯大林和蘇聯方麵的要求甚至是幹預，毛澤東明確表示：一旦蘇日開戰，我們自然要配合蘇軍作戰，但這種配合必須是有計劃、有步驟的，而不是孤注一擲的。在目前形勢下，我們極端困難，八路軍的任務隻能是積蓄力量，鞏固內部，休養兵力，恢複元氣。這時要求八路軍打大規模的運動戰阻止敵人和牽製敵人是不切實際的。大動必傷元氣，於我於友均不利。
對斯大林的這兩封電報，毛澤東之所以不做肯定的答複，是因為當時中國的抗日戰爭正麵臨著巨大的困難，根本沒有能力出兵援助蘇聯。自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以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頑固勢力已經發動了兩次反.共高潮，與此同時，日本法西斯一方麵扶植汪偽政權，一方麵改變對蔣介石的強硬政策，騰出手來把主要兵力用於對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蘇德戰爭爆發後，國內的反.共頑固勢力更是肆無忌憚、變本加厲，國民黨頑固派不僅派重兵圍困我陝甘寧邊區，而且停發八路軍的軍餉、彈藥和被服等重要物資。
不僅如此，一些國民黨部隊紛紛響應蔣介石“曲線救國”的號令，甘心投靠日寇，淪為漢奸、偽軍，同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氣、狼狽為奸，一起進攻我八路軍、新四軍。在靠近蘇聯的華北地區，1941年7月岡村寧次接替多田俊出任華北方麵軍司令官，上任後他一方麵推行“治安強化運動”，另一方麵派軍隊對我抗日根據地反複“掃蕩”，進行“鐵壁合圍”，實施“三光政策”。在靠近蘇聯的長城內外，日寇製造了東西長700裏，南北寬80裏的無人區，使我八路軍各部隊活動十分困難。
以上因素，再加上頻繁的自然災害，從1941年至1942年下半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出現了嚴重的困難局麵，根據地麵積大幅縮小，人口由1億減少至5000萬以下，八路軍、新四軍由50萬減少到約40萬。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我軍抽調部隊離開根據地北上援助蘇聯，長途奔襲，兵力少，武器裝備落後，缺乏有效的供給和支援，其結果除了慘敗，很難想象還會有什麼更好的結局，這不僅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抗日戰爭不利，就是對蘇聯本身而言也是不利的。
對於斯大林歇斯底裏在發作，中國曆史可以考120分、世界曆史隻能考20分的毛澤東非常聰明，他非常清楚，抗戰爆發五年來，八路軍、新四軍連日本人占領的一座縣城都沒能打下來，但蘇聯幾年前一下子就吃掉了五萬日本關東軍。而如今，德國把蘇聯打得遍體鱗傷，由此看來，德國與日本不是一個檔次上的，萬萬惹不得。八路軍、新四軍為斯大林火中取粟，那不是找死嗎？
1942年7月，德軍再次糾集150萬兵力直逼蘇聯南部重鎮斯大林格勒，企圖切斷蘇聯南北水陸交通要道，截斷蘇聯紅軍的補給線，進而包抄莫斯科。德軍憑借數百輛坦克的衝鋒，上千架飛機的狂轟濫炸，於7月13日突破蘇軍的防線，攻入斯大林格勒市區，蘇聯形勢十分嚴峻。此時，日本法西斯雖然忙於太平洋戰爭，但是關於日本在遠東配合德國進攻蘇聯的種種傳聞仍然不斷傳到斯大林耳裏。
當時正忙於指揮斯大林格勒會戰的斯大林，無法準確判斷這些消息的真實性。遠東地區的日軍一直是斯大林的一塊心病，為了以防萬一，在積極組織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同時，斯大林第四次致電毛澤東，請求出兵。
斯大林在電報中要求毛澤東抽調八路軍一兩個師的兵力到內蒙古和外蒙古交界地區，接受蘇聯方麵提供的新式武器裝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