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著，要善於觀察，並努力做到過細觀察，這樣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質，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在美國華盛頓分別建有林肯紀念堂和傑斐遜紀念堂。這兩座紀念堂建成後，林肯紀念堂一直完好無損。但傑斐遜紀念堂的牆體卻發生了嚴重問題，危及整體建築。為此，政府花了一大筆錢，用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的方法來進行維修。但是，未能奏效。無奈，政府又請來一些專家，探討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專家來後，對傑斐遜紀念堂上上下下、前前後後、左左右右都進行了仔細的觀察。觀察後發現，清潔牆麵的清潔劑對牆體有破壞作用。為何要清洗牆體，因為建築頂部經常積累鳥糞，鳥糞淋下來汙染牆體。那麼，為什麼有那麼多鳥糞呢？追蹤觀察，發現頂部有大量的蜘蛛，吸引大批的燕子來此覓食，順便也將糞便留了下來。那麼，怎麼會出現大批的蜘蛛？專家再仔細觀察，發現頂部繁衍一種蟲子。那麼，這些蟲子為何喜歡爬到紀念堂的頂部去？再觀察又發現，建築頂部開著一些窗子，陽光容易從窗口射入，這些小蟲子偏偏除了喜歡灰垢外，也喜歡陽光。於是，他們聚集在建築頂部，並以極快的速度繁衍，形成了厚厚的蟲子層。由此，造成了以上一連串的情況。問題的症結找到後，專家們便告訴紀念堂的負責人，把屋頂的窗戶全部關上。從此，紀念堂不再清洗牆體，建築危機也就不複存在。這件事告訴我們，花了巨大資金不能解決牆體的危機，而關上窗戶隻需舉手之勞，一個重大問題就輕而易舉解決了，這是善於觀察的結果。隻有善於觀察，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好辦法。人隻要善於觀察，才能對事物有清晰的了解，不會盲目地做些事情。建武三年（公元27年），盤踞在天水一帶的軍閥不知道該投靠洛陽登基的劉秀，還是該依附於成都稱帝的公孫達，便派馬援作為使者，近距離進行觀察，看誰更有帝王之氣象。馬援先到了成都，見到公孫達身穿耀眼的龍袍，高坐在金鑾寶殿上，兩旁武士林立，戒備森嚴，見到他這個老鄉不屑一顧，三言兩語就把馬援打發了。馬援還看到，公孫達到皇家祖廟，遲遲不動身，使文武大臣等得不堪忍受時，他的禦駕才從皇宮出發。在盛大的皇家衛隊之前，由天子專用的繡著鸞鳥旗幟和一群騎士作前導，全城都被戒嚴，老百姓都被趕到大街上迎駕。而在洛陽見到劉秀時，既看不到威武的武士，也看不到助陣的大臣，隻見劉秀連龍袍都沒有穿，僅用布包頭，像接見一個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一般，用微笑迎接了馬援。馬援見到劉秀，還故意問他，我從遠道而來，陛下怎麼知道我不是刺客，竟這樣隨意跟我見麵？劉秀卻說，人和人見麵，何必要有戒備呢？就這樣，馬援很容易地見到劉秀十幾次。每次談話都很輕鬆，並且無話不談，大有相見恨晚之感。第二年，馬援回到天水，軍閥們詢問他的觀感，馬援答道：“現在天下一片混亂，勝負未定，公孫策不知道招攬天下人才，排場雖大，器識卻小，我看他不過是井底之蛙，不會有什麼作為。劉秀不拘小節，對人開誠布公，從不高高在上，耍皇帝的威嚴，我看他心胸坦蕩，器識宏大，日後必成大事。”正如馬援所料，幾年後，公孫策兵敗身死，劉秀卻複興了漢朝，史稱“光武中興”。從這件事可以看出，當一個人需要外在的排場為自己撐起臉麵和威嚴時，排場越大，越顯出他的器量狹小和見識短淺，而越是謙卑低下頭的人，背後蘊含的往往是恢宏的器量。宋代學者劉摯說的“士當以器識為先”也說明，一個人的氣度與見識，決定著他成就的大小，甚至事業的成敗。從這個故事中也可以說明，觀察，尤其是觀察入微的重要性。因為，大凡人要善於觀察，必著眼於細微之處，從細微之處分析可能出現的情況。有一次，宋朝大文學家蘇軾和與他關係走得比較近的謝景溫一起在郊外散步，忽然有一隻小鳥從樹枝上掉了下來，謝景溫抬腳就把這隻小鳥踢到一旁，蘇軾看到這個漫不經心的動作，心裏涼了半截，心想這一定是一個輕賤生命、損人利己之徒，不可深交。果不出蘇軾所料，謝景溫後被提拔為侍禦史知雜事一職，就開始害人。他見蘇軾與王安石不和，為討好王安石，竟然誣陷蘇軾運售私鹽，企圖將蘇軾治罪。相反，蘇軾卻從另一個人的細微之處看出了這個人的正直。此人原是蘇軾在登州為官時手下的一名主簿，起先，蘇軾見此人每次報告事情時都特別囉唆而厭煩他。有一次，主簿又來稟報，蘇軾便敷衍他，讓主簿晚上再來。殊不知，主簿晚上一人來訪，蘇軾隻得勉強來見他。當時，蘇軾正看杜甫的詩，便故意問他：“‘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這‘白鳥’指的什麼？是指鷗鷺一樣的鳥兒嗎？”主簿馬上答道：“白鳥並非指鷗鷺，而是指蚊蚋之類的蟲兒，以此暗喻吸人血的贓官。如今世界，君子太少，小人太多嗬！”蘇軾本想用“白鳥”來嘲諷主簿說話像蚊蚋那樣嗡嗡不止，讓人厭煩，哪知主簿的回答很有見地，不僅很有學問，而且很正直。從此，蘇軾對他另眼相看，特別厚待他。主簿也由此成了一位官聲、官績俱佳的人。